日本1898年民法典不仅通过家制维护君主制度，还通过物权制度维护封建性的土地关系、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法典保留了永佃权。
在债权法和其它财产权领域，明治民法典采纳了近代化的尊重经济发展要求的财产制度，它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保护私人所有权、保护契约自由的思想。其实这些规定也是有其政治意义的。日本维新的目标就是效仿英国，追求富国强兵，追求与欧洲列强比肩，殖产兴业也是他们的追求，在相对远离国家政治根基、而又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域，这样的放松与容忍是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也于他们有利。因此，1898年的日本明治民法典就是一个结合了若干近代民法理论和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和封建主义的人身家族法相混合的民法典。
四、所谓“法典论争”在本质上就是一场绝对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日本民法典的出台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诞生的。自从直接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尝试无疾而终后，日本又聘请了法国法专家波瓦松纳德担任政府法制顾问，负责起草日本民法典。波瓦松纳德于是按照法国民法典的模式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法理念，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和法国民法典模式的日本民法典。但是这一部民法典刚刚出台便遭到了很多日本学者的强烈反弹。这就产生了日本民法史上著名的延期派与断行派之间的法典论争。关于这场论争的本质，日本学者有很多研究，有从思想基础研究的、亦有从学者各自的阵营或从政治背景方面进行研究的。人们认为，这场民法典论争既有英美法学者与法国法学者之间为争夺学术领地的学阀争斗的意义，又有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之间的理论分歧的性质， 还有自由主义与绝对主义政治主张的斗争，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的不同法观念构成这场法典论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其学术意义与德国的法典论争不相上下， 我以为，日本围绕旧民法典展开的所谓“法典论争”，其实质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性是其主要的属性。我们可以从这场论争双方的阵营组成、斗争的焦点以及决定斗争最终命运的因素各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看斗争的双方人员。在法典论争中的断行派，大多数是法国法的支持者，他们以“和法法律学校”为阵地，坚决主张立即实施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其代表人物除了旧民法典的起草主持人法国人波瓦松纳德之外就是曾经留学法德的梅谦次郎。 波瓦松纳德是一位思想先进的法学家，他的很多思想超越了当时他所处的时代，例如他主张租赁权为物权，主张废弃日本固有的家族制度而建立近代婚姻家庭制度，不仅表现出他的超前思维，而且说明他是一位具有近代法治理念的自然法学者；作为波瓦松纳德的支持者，梅谦次郎也是一位深受民权思想影响的具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以自由主义自然法学者而著称。他们与自由民权派相结合， 主张旧民法典应该迅速实施，其实质是希望全面引进欧洲近代法律体系和思想，迅速在日本建立起以自然法学思想为指导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体系，一举荡涤旧有的封建性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可见他们更像是一群激进的革新者。作为断行派的反对者，延期派则是以英国法学者为主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主张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法律理念优越于法国法，仅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分歧而已，但在实际上表现了英国法派对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的羡慕，体现了他们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另一方面并不希望改变既有的具有浓厚封建性质的所谓“淳风美俗”。他们的核心人物虽然是穗积陈重，但穗积陈重的弟弟穗积八束起到关键作用，他所撰写的《民法出而忠孝亡》的论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国粹主义保守思想，抨击旧民法典的进步思想，成为延期派代表性著作。
其次，从双方斗争的焦点来看，集中在对家族制度尤其是对家长制为中心的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同态度上。从江户幕府中期以来日本的家族关系仍旧存在，家长制也还没有废除，但作为倾向来看，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家长制逐渐削弱了，在下层市民如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之间，长子继承制并不一定受重视，子女结婚也相当自由了，这一倾向随着明治维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推广。按照自由主义学者福泽谕吉的主张，希望改造日本旧有的以家长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而以平等的夫妇为中心加以重构， 以便达到消灭家长专制特权，建立民主式的家族，实现家族制度近代化的目的。波瓦松纳德主持下的旧民法典家族法部分正是体现了这一主张，这部民法典形式上虽然承认了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家长制，但实际上是承认了以夫妇为中心的家族制，削弱了家长的实质权力，这一方面体现在法典形式上一反东方式的先家族后婚姻的顺序，而采用先规定婚姻、再规定亲子关系，最后规定家长权和家制的欧洲式排列顺序；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则体现为家族成员有独自的财产所有权和结婚、居住的自由，没有绝对承认家长的居住指定权、婚姻否决权等实质性权力。 这可以说是旧的家长制家族制与新的夫妇中心的家族制的结合，同时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和民权思想在家族制度、民法典上的反映。旧民法典的这一革新成果，成为延期派着力攻击的对象，所谓“民法出而忠孝亡”指责这一家族制度是“极端个人本位的民法，欲以此剔除三千余年的信仰”，认为：“我国是尊祖训，重家制之邦，权力与法均生于家，……所谓家长权神圣不可侵犯，理由源于祖先的神灵神圣不可侵犯，家族中无论长幼男女，一是服从其威信和权力，一是赖于其保护。” 穗积八束与延期派固守日本三千余年的家长制家族制度，把它说成是优越于万邦的日本独有的好传统，无疑有国粹主义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种政治上保守的观念，是对民权主义的反对，他们坚持维护家长的威信和权力，最终的政治意图当然还是要维护天皇专制的政治体制，抵御民权思想对天皇制度的消减作用。此前的一八八九年由江木衷、奥田义人、土方宁、冈村辉彦、穗积八束等人发起，有松野贞一郎、伊藤悌次、中桥德五郎诸人联名发表《法典实施延期意见》，从七个方面对旧民法典进行了责难，他们认为，波瓦松纳德民法典一是败坏了伦常，二是缩减了
宪法上的命令权，三是违反了预算原理，四是欠缺国家思想，五是搅乱了社会经济，六是变动了税法的根源，七是法典强行推行学理。 可以看出，他们攻击旧民法典的核心理由仍旧是以绝对主义家族观和国家观为基础的，所谓“败坏了伦常、搅乱社会”，实际指的是民法典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家长权至高无上的绝对主义家族制度；所谓“欠缺国家思想、缩减
宪法上的命令权”云云，无非是要说明家长权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大权神圣不可侵犯那样，侵犯了家长权就是动摇了天皇制度、“大日本帝国”的根基。 因此家族制度作为延期派与断行派斗争的焦点，体现了绝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