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君主制思想和建立君主制国家的决心，既然已经成为日本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思路，那么各项制度和社会生活，包括为国民的商品经济生活提供行为规范的民事法律，都围绕这一中心为其服务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了。因此一八九三年为修订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而专门设立的以伊藤博文任总裁的法典调查会，作为首相的伊藤博文亲自拟定民法典修订的规程，其中明确提出：法典应采潘德克顿式编制体例，按照萨克森民法的编别安排。 所以，“一君万民”的君主制政体构想，是促使日本民法典最终走向德国模式的政治决定因素。当然除此之外德国民法结构严谨、逻辑连贯、易于模仿的因素； 德国民法具体规则技巧方面较之于法国民法具有后发优势等等，也对日本民法典最终选择德国模式有所影响，但我以为，政治因素仍然是最根本的。正如加藤雅信所说的那样：“法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因此它要发挥出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 。
三、家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决定了明治日本民法典诸多具体内容的封建性
日本民法典在结构形式上模仿德国民法典，仅仅是完成了民法典服务于国家宪政体制的第一步，它要真正全面地为政治服务，就必须在内容上贯彻以政治为中心的精神。日本民法典就是从维护封建的“家制”、旧的继承制度、封建的土地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维护君主制的政治体制的，其中家族国家主义观念又是联结君主制政体与绝对主义家制的纽带。
首先，天皇制要求有臣民对天皇的绝对敬畏和服从，绝对主义的家族制度是培养和维系这一敬畏之情的有效手段。伊藤博文说：“维新前我国处于一种其他文明国无法类比的特殊状态。自古以来我国民人种、宗教、言语、感情皆相同，而与海外诸国隔绝，独自继承几百年来传说及封建制度之惰性，一家亲族关系甚为错综，成为社会组织的枢轴，加之宗教及道德上的主义、信仰使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仁义、忠信、孝悌之德极其严格，日本臣民在此间恰如一大乡党，从而举国呈现一种家族相亲的状态。” 这说明国家就是按家族的原理来构建的，天皇可以在其中拥有家长般的权威，这一权威不仅用于维护家族的统一，而且被纳入伦理范畴而不必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它要求臣民有无条件地归属意识，对天皇国家自发与自愿的服从，并充满崇拜与温情，成为以忠孝为本的忠臣赤子。这是一个靠无形的力量统治的精神王国，权威在这里是无限的和绝对的，它希冀的是一种从肉体到灵魂的全面的慑服。 可见，家族制度与天皇制度是一以贯之的，是维系天皇制的民间基础，为了和忠于天皇的政治制度相适应，规定以孝为主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即“家庭的天皇制”，就成为《日本民法典》的重要任务之一了。所以1898年第二次《日本民法典》，亲属和继承部分大量采用的是日本旧有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以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严格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加上若干资本主义原则便形成了日本明治民法特有的亲属继承法律制度。《日本民法典》第732条定义了家族的概念，规定凡以亲族关系而聚居者构成家族，家族设户主。日本民法典所谓的户主绝非一个空名，而是享有许多实际的权利，包括家产管理、家业经营、家族和分家的指挥权、先祖的祭祀权、家名的保持权等等，户主握有的对家属及其事务的实际管理权力，如：户主有指定家族的居住之权（第749条），家属有违反这一指定者，户主有权将其驱赶出家族；户主有家属婚姻或收养的决定权，家属违反户主意志擅自婚姻或收养，户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将其赶出家族（第750条）；户主的权利与义务不得抛弃，必须依法律规定方可变更（第752条），可见户主权更类似于一种公权力而非简单意义上的私权；在
继承法部分，既有财产继承的内容，更非常有特色的确立了家督继承制度，家督继承是取得户主权的方法之一，目的在于使这种封建家族制度传续下去。 通过维护家族的秩序，既强化了忠孝一如的伦理观念，又建立国民对天皇、对天皇国家的恭敬忠顺之情，同时也是对当时声势日隆的民权思想和民主意识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以家族国家思想为基础的民法典竭力维持家族制度的政治目的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