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民法法典化与近代化的政治动因
余立力
【关键词】日本民法典 政治
【全文】
日本的民法近代化，是以法典化的形式完成的。《日本民法典》乃是亚洲第一部民法典，虽然在世界法制史上其创新性、革命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远不及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但在亚洲却有先声夺人的地位，客观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诸国实现民法的法典化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作为一个毫无民法传统的亚洲国家，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民法的法典化和近代化，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几乎别无其它选择。在日本法制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前，世界法制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了欧陆模式和英美模式两种，日本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正是向欧陆国家学习的结果。可以说，日本是大陆法系在欧洲大陆以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近现代日本民法典的发达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翻译外国民法的活动。其后经历了学习法国民法模式、法典论争到采纳德国模式确立现行民法典的基本框架，再到二战之后的修改民法典等重要事件。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虽然有许多因素也曾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的民法法典化过程相比较，其政治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却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谢怀栻先生曾经提到，日本民法与政治因素有着亲密关系。 我认为，日本民法之近代化与法典化，包括它不可避免的走上德国式的道路，政治因素都不仅是不容忽视的，甚至可以说是起着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一、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原动力来自于改正不平等条约和脱亚入欧的政治目标。
日本地处东亚，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国家，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华法系国家。与中国一样，日本历史上缺少民法传统，所谓律法，均指刑事或行政管理法而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处在幕府封建统治之下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也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且在其强大压力下，曾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了通商贸易条约，在这些条约里，都不同程度的被强行加入了“治外法权”的内容，从此日本失去了司法主权的独立和关税自主权。 西方列强要求治外法权的借口，是认为日本固有的封建法制不符合近代法治的要求，是野蛮落后的法制，因而怀有不安感，不愿意接受其管辖。 就日本方面而言，由于包含有治外法权内容的不平等条约的存在不仅是民族的屈辱和不幸，同时也由于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极大地损害了它的经济利益，于是改正条约成为日本政治家们的强烈愿望。而列强提出改正条约的前提是日本实现法治的近代化即构建起欧式的司法系统和编纂法典 。为了满足列强的要求，达到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日本便不得不在最短的时间里开始大规模立法，实现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所以富井政章说：“在法学尚未发达的今天，短期内成就如此庞大的立法事业，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就这一点，当时领导日本法务工作的江藤新平说得更清楚：“帝国今日的急务在于确立国家独立的要素的司法独立的基础，司法权独立的基础的确立、完备法治国的组织，在于贯彻条约改正的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民法法典化和近代化是改正不平等条约这一当时最大的政治因素推动的结果。日本民法的近代化进程是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启动的，首先从翻译外国民法文献开始。1870年在司法卿江藤新平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日本翻译外国民法文献的工作。作为一个急进主义者，按照江藤的想法，是在直接翻译外国法典的基础上迅速实现民事立法的目的，先以之应付列强的要求以便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再对法律慢慢修改以求适应日本的实际需要。为了强调快速立法，江藤新平频频催促，甚至命令箕作麟祥“误译无妨，唯求速译”。 可见当时要求改定条约的心情之急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