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不用生僻字和异体字的问题，也是倡导为主、不立法管制的好，即便爱起怪名字的只占人口的0.1%。读者或许会问，反正只是极少数人的愿望或癖好，管一管有什么关系？立法对于政府，毕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而且已有论者指出，法律本本上并无规定公民享有自由起名的权利。政府为何不能规范或取消人名用字的自由？
这个说法不妥。为了某些基本宪政原则、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政府当然可以限制公民依惯例、习俗而享有的自由或权利。事实上也向来如此，“非典”期间，疫区的隔离措施即一例。但是，政府之能够规范或取消公民的一些自由，并非因为那些自由未列入《
宪法》或法典条例；而是因为面对重大紧急的危害，利益平衡之下，不得不牺牲一些个人自由。须知我们日常生活中行使的大多数自由，都不是《
宪法》或法典条例的恩赐。早在
宪法和西方式法治泊来中国之前，这些自由就“天经地义”是中国人生活方式和理想价值的一部分了，例如取名择字的自由。一个民族的生活惯例和习俗，可以说是一种跟成文法“赋予”的权利相对的衡平法上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说过，衡平的正义(epieikes)来自惯例，是高于成文法的正义。因为惯例“源于自然”(kata physin)，是自然的正义，故而作为行动指南，比起那些不时修订废止的法条来，更为经久可靠(《修辞学》1:13)。立法干涉破坏这样的生活惯例，结果很可能是恶法。“恶法非法”(lex injusta non est lex)，公民无信守之义务，诚如圣奥古斯丁(354-430)所言。由此演变出后世天赋人权、理性至上的信条(芬尼斯，页363以下)。所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把公民权利狭隘地理解成法律本本包括《
宪法》的规定。
所以上文才说，政府立法移风易俗，必须基于民主宪政的原则，维护重大紧急的公众利益。例如解放后废除纳妾和多妻制婚姻，就是为了实现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理想目标，而非某种经济效益核算的结论。再如男风和同性恋，中国古代如同多数传统社会，是不禁的，因为跟多妻制的道德观和财产制度并无冲突(参见霭理士，页357以下及潘光旦注)。近世西俗东渐，“馀桃断袖”之癖才在知识精英的眼里显得病态邪恶而少有公开活动了。但民众的态度仍比西方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要宽容得多；没有来自民间的压力，加之奉为楷模的西方传统道德也衰落了，所以现行法律并不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