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有一次到清华讲学，沈昌文先生推荐《顾准文集》。翻开一看，就想起了董易先生的谈话和书稿。顾准先生用最后的生命之光探索的那些问题，正是《流星群》以文学形式，通过历史事件和典型性格的刻画，展现的生命与社会悲剧。顾准坦言早年投身革命，是出于“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顾准文集》，页432)。而那“狂热”曾经妨碍了他的观察和思考。《流星群》则直接把读者带回到革命的年代：海绵记得清楚，入党那天，宣誓完毕，监誓人紧握他的手说：“我代表斯大林同志接受你入党！”他吃了一惊，然后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了：他的生命，从今天起，就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了！难怪湘灵第一次遇见海绵，为他和游上华的“双胞胎”模样惊讶之余，马上感觉到一点根本的不同，叹道：“有朝一日，他会被自己的热情把自个儿烧死的！他的热情是对某种宗教的狂热。耶稣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上卷第四章)----预言了那热血的青春的献祭。而钻研过《资本论》的游上华对“小温公”的分析则是：“只想到服从他们的上帝，不想到发展自己的个性。不懂马克思的‘有个性的个人’的论点”(同上)。
　　一语破的。所以不是巧合：顾准由此出发，反思“把理想主义庸俗化的教条主义”，回答“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他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小温公”脱胎换骨，长成了游上华。不难想象，这一信念和立场转变的艰难：“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顾准文集》，页404)。所以，顾准选择了历史研究，在希腊城邦制度、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重新寻找他的答案：“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同上，页229)。
　　《流星群》面对的也是历史。只不过除开具体历史事件的提炼描写，它还要对那描写本身即文学史，或革命文艺的传统，做出澄清与批判。后者才是小说真正的挑战和成就。可以这么理解：
　　文学创作，不论取什么形式，须依存、运作于一定的文艺传统和文本解读惯例(即使“反传统”也仍是一种依存)。《流星群》的创作背景，便是从(中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红岩》再到“样板戏”，那贯穿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革命文艺传统，及其反复塑造灌输而为读者接受的意识形态化了的革命传奇(“历史”)。然而，随着革命理想蜕变为教条，当文革集中暴露出人性的扭曲异化，这“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于是《流星群》的任务，就不可能限于忠实再现某一历史片断，如联大师生和地下党的生活和斗争。更要紧的，乃是通过批判的笔触，突破革命传奇的陈套而表现那生活和斗争的蜕变与异化，使之超脱“历史”，成为亚里士多德说的，“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故而“带有普遍性”的故事；亦即成为“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为高尚严肃”(spoudaioteron，罗念生先生译作“更被严肃的对待”)的诗的对象(《诗学》第九章)。惟有这样，小说才能够摆脱“历史的结论”，即超越任何权威制定实施的一时一地的决议、政策和律令，包括那些替“冤假错案”平反的决定，成为历史的最终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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