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求法律区分“言论”的不同种类和
宪法待遇。理论上这不难解释：大凡言论，必产生影响；不同种类的言论，受其影响、与之冲突的个人、团体及公众利益，所谓“反价值”(countervalues)，也各不相似，不能一样对待(费思《言论自由的讽刺》，页5)。传统上，西方
宪法理论和宪政设计(例如美国)，是把政府官员推定为言论自由的大敌的，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并且假设，正确的思想能够在自由的意见表达和竞争中胜出，故政府不得钳制言论，如上引鲍威尔大法官的判词。但是，在“后现代”消费者社会，有能力影响、干预、主导言论市场的强者，除了政府，还有无孔不入的传媒、出版、娱乐、色情等强势产业集团。这些商界巨子利用言论自由拓展市场牟取利润，在威胁、伤害、剥夺公民权益的同时，还经常压制后者抗议的声音。有鉴于此，司法保护就应该适当地向弱势群体，尤其下层妇女和儿童倾斜。具体做法，可以参照为反对种族歧视而在若干领域(如升学、参军、就业)贯彻的“积极倾斜”的保护政策，在对色情业和色情文艺的斗争中，实行类似的倾斜法律保护：视具体个案的侵害情节，在权益平衡上，让积极的实质平等(压抑资本)原则优于消极的形式平等(言论自由)原则。
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对言论自由和平等保护原则的批判重构，大致如此。反观中国与色情业、色情文艺的抗争，前路漫漫，不容乐观。但我想基本的矛盾和法律问题，已经在上述批判重构中了。
那个阳光璀璨的下午，一晃已有十一年之隔。演讲者朴素的言词，却是我三年法学院训练留存心中最鲜明的记忆：
“方向何在？”她捋一捋金发，“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言论自由的模式，使言论自由的主张不再支持社会压迫，不再为保护纳粹、三K党和色情业者效力，不再代表金钱寡头说话......在这新模式里，[法律]原则将依据每个个体活生生的经验和历史，实质地而非抽象地界定自己。它不再视而不见，谁受到损害；它永远不会忘记，她们是谁”(《言词而已》，页109)。
二零零三年七月
【注释】 波斯纳(Richard Posner)：《性与理性》(Sex and Reas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
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身体活儿：现代叙事中的欲望之对象》(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