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发现，“当前社区标准”也有漏洞。比如，引起“淫欲”和“显然令人厌恶”这两种感受，在一些陪审员的心里可能互相排斥(即刺激色欲的描写未必恼人)，而他们没有意识到或不愿公开承认。况且涉案作品即使满足了这两项要件，第三项“不具社会价值”也难有统一严格的客观标准：究竟什么样的色情描写，才算“缺乏文艺、政治或科学价值”呢？更为严重的，还有学者指出的一个悖论，就是一社区内色情文艺越是泛滥，司空见惯，似乎该社区的“当前”标准就应当越加宽松：毕竟，当地居民对色情业的容忍和麻木的程度也是民情风貌(柔德《说性》，页131)。于是对色情业者来说，这个由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精心论证的司法审查标准，反而成了业者进军市场的激励机制：宣传、渗透、占领，让色情产品与服务充斥社区生活，使人们对之习以为常；这样，既营造了市场需求，又赢得了合法地位。
占领即是合法。色情文艺加盟现代色情业所得的奖赏之一，即享有明文规定的国家保护。
麦金农挑战色情文艺的“言论”资格，便是要打破色情业的国家保护状态。她取的学说，可叫作“平等保护优先”，即要求法律改变立场，摆脱资本的控制，优先保护受害妇女和弱势群体的权益。在美国，“平等保护”是基于联邦《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原则，广泛用于反种族歧视的立法和诉讼，包括对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言论的管制。该原则在法理上有实质和程序之分。程序上的平等保护，即我们讨论过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序正义的概念(见《正义的蒙眼布》)。实质上的平等保护，才是女权主义法学的理想目标。
实质平等无疑是挑战主流的价值选择；是站在受害妇女和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揭示色情业及其同盟军色情文艺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意义。今天的色情业，在资本全球市场准入(又名WTO)的法律框架下，早已不是传统社会那种边缘化或地下经营的小生产模式。借助高科技、互联网、国际拐卖走私洗钱集团和一切附庸利益的庞大的经济与政治资源，色情业每到一处，必占领市场，使之饱和；再收买权势，控制传媒，修订法例，取得合法地位。因此，容忍色情业泛滥，麻痹民众的道德和反抗意识，就不仅是对某些个人(被拐卖、诱骗、残害或诽谤者)的伤害，还是对全体妇女的歧视与压迫。而色情文艺既然每日每时在促进色情业的泛滥和“消费者社会”对泛滥的认可，色情书刊、影视和表演，就不可能是没有行为后果或后果不明的抽象的“言论”了。这些作品和表演不止诉诸“淫欲”，通常还影响到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包括暴力犯罪；其力量不在说理，而在刺激、暗示、潜移默化，培育一种贬低、敌视女性，对性暴力和性犯罪习以为常的态度。暴力是习得的行为方式。这一观察有社会学、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支持，也符合人们的常识。所以在理论上，女权主义法学认为“当前社区标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奈，或掩饰偏见与剥削的设计。真正可行的标准必须超出社区道德(“淫欲”、“显然令人厌恶”)，达到实质上的平等保护，即压抑资本和妇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