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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的“混合法”是以“成文法”和“判例法”的相互结合和转化来实现的。在数千年的法律实践中，中国法律传统既经历了“判例法”时代（西周、春秋），即“议事以制”（选择合适的先例来断案），“不为刑辟”（不制定成文法典）；又经历了“成文法”时
代（战国、秦朝），即“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此后便是“混合法”时代（汉至清末），即“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苟子语，类即判例及判例所体现的原则）。
7 在“混合法”中，“判例法”起着重要作用。从西汉的“春秋决狱”，“决事比”，晋朝的“法比都目”、辞讼比”，唐代的“法例”，宋元的“断例”，明清的“例”，及至民国初期大理院的判例，法官用创制和适用判例的方法弥补成文法典之不足，填充其空白，并用判例具体详细可比胜强之长，助成文法之短，并为成文立法创造了前提条件。
8 “分成文法”和“判例法”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在中国的“混合法”时代，两者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并行不悸，主要原因是：一，皇权至上的集权政体谐调两者的矛盾，使两者围饶皇权这一核心来运转；二，封建王朝地广人众，导致政治上的集权，而在法律上则是既需要集权又难于集权，其结果是既需要成文法典又需要各级法官（地方行政官吏兼理司法）因地因时制宜，在法律实践上实际上是“人法”并重、“君臣共治”；三，在法律观念上，古人没有只承认成文法而无视判例的偏见，加之，重要的判例常常经过朝廷的审核和御批，判例的价值反而高于成文法典。
9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中进行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当时的法律家们不能全面地面向外国法律文化成果，从容不迫地加以评判和选择，从而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实际上成了“大陆成文法系化”。在“三权分立”、“司法机关不得染指立法事务”等理论的影响下，主持“清末修律”的法律家们在引进西方进步法律原理的同时，抛掉了中国固有的“判例法”（比附援引）传统，开启了向“大陆法系”（成文法）一边倒的风气。
10 但是，法律传统是不能中断的。与清末法律家的愿望和设计相反，在民国初期，在封建法律不能用，清末移植的外国法律不便用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大理院的法官们在“司法独立”的旗帜下勇敢地创制和适用判例，把“判例法”搞得有声有色。
11 国民党政府时期，“混合法”理论再度出现并影响着当时的法律实践活动。司法院长居正曾指出：成文法与判例只有形式之别而无本质的差异，中国历来就是判例法国家，与英美法系差不多。其间，编纂、研究判例、判例要旨、解释判例要旨的成果层出不穷，关于判例的效力和适用等，已有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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