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读完《玻璃岛》，很想接着读您的下一部著作。下一本中文著作是否与法学有关？
冯：你是说《政法笔记》吧？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是《读书》“政法笔记”专栏和一些法学文章的结集，总共二十五篇。此外还有一个计划，是几位朋友建议的，想找时间把从前译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北京三联书店，1992)修订一遍。这十二三年，《贝》学又有不少新著新说，准备补一篇长序，讨论一下，顺便把史诗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欧老家的语言历史神话等背景作一介绍。
彭：记得上次见面，您还提起，您正在重译《圣经》，为什么要重译？目前进展如何？
冯：译注《圣经》，也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关。《圣经》的两个部分，基督教叫作旧约、新约，有贬抑犹太教为旧教的意思；现代宗教学者从学术立场出发，通称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我在一篇短文《不上书架的书》里说：“《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那么关键的经典，没有一部“信达雅”的中文学术译注，说不过去。翻译一般是作为语言知识或经验技巧讨论的，其实还涉及思维习惯。现代汉语翻译的典范，是马列编译局的那几套著作。建立了现代汉语理论思维与写作的基本语汇和句法，影响深远，足以跟古代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媲美。你读读解放前和现在港台的中文学术著作，对比一下，差距非常明显。《圣经》中译，我以为也有一个改造基本语汇和句法的任务。具体怎么做，需要反复探索，包括注释。译注《圣经》还有个副产品，就是《万象》正在连载的《尘土亚当》故事。这个系列侧重于希伯来语“伪经”(pseudepigrapha)和古代犹太律法的传统。这一传统国内介绍研究不多，所以也算补阙的工作。
彭：从《政法笔记》到亚瑟王传奇、《贝奥武甫》以及译注《圣经》，表面看来似乎互不相干，但我感觉其实是有内在的关联的，那就是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您都力求在知识和思想上开拓国内读者的视野，是不是这样？
冯：我的意大利同行、符号学家艾柯先生说过，一本书的意义不在书中，而在它同别的书的互文指涉或借用传承关系。同一作者的各个作品之间的关联，便不可能由作者宣布，替读者界定了。因此，他连给自己的小说命名都十分犹豫，生怕引起误会，特意引了十七世纪墨西哥诗人、修女Juana Ines de la Cruz咏玫瑰的诗，叹“关联”界定之难：“啊不，因为你漂亮，你就幸福不久”(《玫瑰之名》后记)。所以我不可以说漂亮话，不能送你玫瑰；只能交代写作(包括翻译)的动机。我写文章，多半是为了还“债”，还前人师长、父母友朋之“债”。不管法律宗教语言文学，凡受过教、用过功、有了知识积累和经验体会的领域，都不敢不写。为的是，通过写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