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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您刚才讲，写亚瑟王传奇与您的学业和经历有关。我记得您书中《药酒》一文，就提到了您早年在云南边疆的知青生活，看得出，您在文章里倾注了很深的感情。那种气息，有时候让我想起同样曾经在云南插队落户的阿城、王小波。您能简单和我说说那段往事和它对您的影响吗？
冯：对我来说，那不是往事，是现在。时不时就在眼前：前天还有个哈尼学生，他在上海出差，听说我回来了，就提着竹筒饭来看望，要陪我喝酒。他已经做到检察长了，真了不起。问长问短非常亲热：几个孩子、工资多少、开什么车、吃什么药。把老师从头到脚细细掂量了，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当然，也有些朋友已经不在了，没熬过来。从前，中越老三国交界处那片深山老林是块“藏垢纳污”之地。从反右开始直到文革，发配到那里去的，三教九流历史现行，什么人都有。他们比我们知青毛孩子要老练世故得多；跟他们一起生活久了，才懂得了中国社会。
彭：您在书的前言中还写道：“故事的主旨，说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与腐败”。能具体谈谈亚瑟王传奇与今天的关联吗？或者说，您想通过亚瑟王传奇表达什么？
冯：三月份在北京讲学，《读书》杂志的孟晖女士问我，为什么《指环王》那样的中世纪内容素材的故事，在西方会是热门的儿童读物？她问的也就是你说的“关联”。在西方，中世纪是活的历史：宗教、道德、法律、社团行业、饮食、服饰、建筑，乃至爱情理想，处处是中世纪的遗产。小孩子读亚瑟王，一点不觉得陌生。不像中国，一味破旧立新，急功近利，在代表“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的引诱和挤压之下，本土的一些传统不受尊重，很难保存。所以我想，给中国读者讲亚瑟王的故事，让“亚瑟王从卡米洛城来到中国”(《玻璃岛》英文副标题)，必须涉及中国的现实。就是把转型中社会的种种问题和深刻的矛盾，诸如信仰迷失、欲望泡沫、腐败了的一切，放到一个陌生的视角和评价系统中去，请读者自己看看再想想：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抗拒不了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也把我们给包围了。
彭：恐怕我们早已深陷重围。说到现实的矛盾，我想，八十年代您在哈佛念完中古文学博士，又到耶鲁念法律，是不是也与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有关？
冯：法律和文学有相通之处，例如都依赖文本权威、利用歧义，又同是社会控制政法策略的“二柄”(用韩非子的话说)。不过性格很不一样。文学创作强调形象思维和“叛逆”精神。法律则讲求妥协合作，“打擦边球”，比较实际；不然赚不了钱，更没法做“政治的晚礼服”，让老百姓法盲信它。我念法律，除了(上次跟你说过的)关心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还有一点：现代法治和宪政在中国是舶来品，术语概念组织架构等整套制度都是清末民初那两代人搬来的，虽然各个时代的改革家对它的想象略有不同，例如最近这二十多年是把它想象为美国式的法治。所以我想，正好，就去耶鲁念法律吧----当初我联系出国，耶鲁先哈佛录取我，英语系系主任霍兰德先生是有名的诗人，写了热情洋溢的信来。但因为奖学金是哈佛-燕京学社给的，就进了哈佛。因此我老觉得欠了耶鲁什么的，得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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