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又“肯定”“发挥”又“揭示”“解构”，是说“扬弃”(aufheben)吧。这事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讨论过。现实主义地说，改革开放以来，
关于宪法的各种主张或宪政重建，的确可以看作一场政法制度的多方博弈。这一角度，我想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有发言权吧。我在《它没
宪法》等文章中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公私权力(利)划分和配置亦即现代西方式宪政本身的双重目的。这是批判法学有所触及但不愿捅破的“皇帝的新衣”。算不算一种理想主义呢？看你如何定义了。说到耶鲁法学院，它有一个“务虚”的传统，如同北戴河会议，爱谈大事。当年毛主席在延安批评党内一些干部“鄙薄技术工作”，其实美国的政法精英也是这个脾气。还有就是饭厅的伙食是全校最差的，每学期强迫交饭钱若干，不吃不行。不过常能遇上些有趣的人物一起聊天。有一次饭桌上来了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谈起中国的法制改革，她说：“我不明白，中国人到耶鲁来学什么。你们需要的是实用技术，不是空阔的理论哪！”第二天又碰面了，她说：“昨天我说错了。中国也许应该先把改革的道理和方向弄清楚了，学来的技术才能正确运用。”可是，有时候话说白了，人聪明了，反而坏事。所以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不奇怪，除了理论立场之分，还有办不办事、参不参与的区别。
沈：您在《法盲与版权》一文中写道：“回溯历史引起的历史性‘震动’，已经促成中国基本政法策略的转型换代，令版权成为社会控制现代化或法治化的中心环节。……以神圣的产权和契约言说的法治，只有靠不断忘却和改写[掩饰、重构]历史才能自圆其说，成为大写的‘理性’而劝人皈依。”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理解，即版权之所以成为社会法治化的“中心环节”，是因为它在回溯历史这一点上与法治具有共性，因而它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意义的，否则，似乎就不容易理解版权这个很少有法学家关注的问题，与“基本政法策略的转型换代”有什么关系。此外，如果说法盲与法治的伴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话，那么，版权与法治之间不同寻常的关联是不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呢？
冯：版权(著作权)在私有制西方社会并无颠覆历史的功用，不论回溯与否。但在中国，原先的政法体制是建立在人的教育改造上的，而教育改造离不开革命文艺的宣传灌输。版权在抽象物(作品)上设立私有产权并由此重新界定作者(业者)的身份，回溯适用，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教育改造关系(历史)。而这一颠覆，便成了我们今天论说法治，或资本得以再临中国的前提。不，版权不是象征；版权是颠覆，是私有产权(property)复辟之先，资本要求历史“终结”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