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沈明采访冯象
沈明/冯象
【全文】
冯象的新书《政法笔记》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法学院沈明先生就此与作者做了书面访谈。
沈：冯老师，很高兴能有机会同您做这个学术访谈。二零零零年以来，您在《读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政法笔记”系列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不小反响，我也是热心读者之一。《政法笔记》这本书里的其他文章我也大多读过，而且不止一遍。可是要对这本书归纳出一个总体印象，却不容易。我觉得，您在《县委书记的名誉权》一文的结束语点破了主题：“一言以蔽之：宪政重建。”也许是受到美国法学的某种影响，宪政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热门话题，而您的文章也以多少有些“另类”的姿态加入了这一讨论。依您之见，我国宏观社会政法语境的变迁是否足以促成宪政问题在今天的重新凸显？中国素无宪政，何谓“重建”？在法治建设受制于政治体制的条件下，新一轮宪政舆论与理论热潮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戴着脚镣跳舞”的“自娱自乐”？
冯：“宪政”是一面旗。一样的旗号，可以有不同的目的用意和行为效果。旧中国也搞过宪政，立了不少法，也有舆论和理论浪潮，但没成功，被革了命。我小时候，有位邻居老先生，他是那个时代投身宪政建设的法律精英，东吴还是什么大学毕业，解放后境遇之尴尬可想而知。前几年回上海探亲碰上，老先生颤颤巍巍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一辈子就这么浪费掉了！你们好呀，你们赶上法治建设的新时期了！”所以现在不是开辟新天地，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虽然具体做法要讲究技巧，要运用政治智慧，要善于抓住机会。基础还是清末民初那两代人打下的。就法制和宪政而言，那些人的成就(术语概念组织架构等整套制度的引进和创立)，是我们后人不可企及的。
沈：也许是您曾在耶鲁法学院这个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大本营接受法律教育的缘故，我在您的文章中清晰地感受到了现实主义法学及其后继者批判法学的思想痕迹，比如您对我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官方政法意识形态的某种肯定和发挥，进而揭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在学术界宪政“合唱”与“对唱”的四面楚歌之中，您的声音是“另类”的，但至少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然而，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学的思想资源对于公、私权力(利)对比悬殊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显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些学者以学术“大词”包装起来的研究，未必尽是“一厢情愿”的理论游戏，也可能是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在社会政法制度博弈实践中采取的一种委婉的策略。是的，
宪法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态都有两重性，然而“皇帝的新衣”也可以解作一个充满智慧的博弈，在这一游戏格局中，“骗子”、臣民和皇帝的优劣处境是显而易见的。不知您怎样看待上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请原谅我这种不准确的概括)两种方法的差异以及它们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