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方面，权利纷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宪政重建长途漫漫。具体的争议需要解决，而本本上的规则又不敷使用。司法机关的角色就尤其令人关注了。目前，司法机关似乎无法承载这样的使命，判决没有带来规则的统一。规则不统一，后果无法预期，本本上权利规定就落空了，尽管规则不统一背后仍有一致的逻辑。例如“余一中诉《新闻出版报》侵害名誉权案”，原告余一中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近年来就苏联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了一些“反思性评论”，认为该书是“一炉废钢”，应当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被告《新闻出版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余一中先生批评的用心值得怀疑”；并配编者按，把问题上升到“是否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原则”和“大是大非”的高度。一审判决无视原告提供的各种证据，这样写到，“余一中认为《新闻出版报》社将正常的学术讨论上升为政治问题，改变了学术讨论的性质与气氛，担心由此受到影响，要求《新闻出版报》社因此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二审维持原判，其理由谓：“争论双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只要不构成侮辱、诽谤，就不能认定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这理由本身并没有错，但它是废话，因为它没有回答为什么政治色彩浓厚的上纲上线的评论不算侮辱、诽谤。这就和吴思案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吴思案中，死者的名誉权要高于文学创作自由；而在余一中案中，生者的名誉权要低于“大批判式”的评论。但是，从其背后的原则来说，它们又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符合某些部门机构定的调调的说法才是言论，方能自由。
　　冯：一点不奇怪，法条变具文的又一例。所以问题的实质，并非规则的不统一或经常自相矛盾；而是虽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继续追求立法和司法形式的正义？还愿意相信，只要追求得法，一切化作权利，公正就自然降临，信徒便人人平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连“反乌托邦”作家奥威尔也想象不出的“美妙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我想只能用“教鱼游泳”来形容。
　　汪：据伦敦经济学院许成钢教授的研究，无论立法多么努力，法律实际上总是不完备的。中国有个奇特现象引起了学者关注，即法律的高度不完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并存。而作为对比的印度，虽然法律相对完备，经济增长却相对滞后。看来，法律的完备和人们的幸福生活还真未必有什么关系。尽管如此，在中国，人们还是遏制不住对形式主义法治的追求。最明显的，就是立法万能主义。似乎法条三千，人权、自由、幸福生活就都有了。
　　冯：印度其实表现“不俗”，按照西方给中国定的标准；大学教育和一些高科技领域比中国强。我共事和认识的印度学者、学生和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都非常优秀干练。资本的兴起与西方式民主或法治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不是新发现。“法律与社会”运动早做过研究。过去香港大学有位来自东非的印度裔教授Yash Ghai先生是那运动的先驱之一，他跟我聊过这个问题，还有当年毛主席怎样接见他们非洲青年，很有意思。可惜他退休了，港大挽留不了(他是法学院最有国际声望的学者)。历史上，印度曾是中国的老师。现在，就民主法治的建设而言，又成了我们的“榜样”：印度不但有选择地移植了英式政法架构，还将那架构同人们希望借助它铲除的那些旧制度、旧人事、旧观念全面结合起来：家族政治、官场腐败、阶级分化和种族、宗教、地区冲突一切照旧。我每次听说国内又送年轻干部来哈佛“进修”，跟随政府学院某某退休官员(教授头衔)讨论什么“案例”，就想，怎么不派人去印度取经呢？美国官员有什么可教中国干部的？问责制度、伦理约束完全不同，这是上麦当劳大学学擀面包水饺呀。或许有别的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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