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案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
陈兴良
【全文】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黑社会老大刘涌的终审判决中，将死刑改为死缓。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终审判决书中，有“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情况”字样，刑讯逼供也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在2001年9月19日参与了在北京举行的有关这个案件的专家专题讨论会，并在《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了名。日前，陈教授就这一案件的改判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刑讯逼供影响了有效打击犯罪
陈教授说，根据有关证据，在刘涌案件中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就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做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种改判是无可挑剔的。刑讯逼供的害处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刑讯逼供是打击犯罪的有效办法，但实际上，其常常会对打击犯罪形成障碍。在此案中，如果真的是因为刑讯逼供而让刘涌“逃过一劫”，就是明证。
不否认，确实有涉案嫌疑人遭遇了刑讯逼供，但是，正是因为刑讯逼供的大量使用，导致那些没有遭遇刑讯逼供的涉案嫌疑人也敢声称自己被刑讯逼供。过去人们之所以没有深入关注刑讯逼供现象，或者说没有重视这种现象的危害性，主要是打击犯罪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普遍没有尊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观念，打击犯罪和犯罪分子，成了司法实践的第一要务。随着人们保障人权观念的加强，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受到了限制。
应尽快建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陈兴良说，在我国司法制度中，刑讯逼供从来都是被禁止的，在《
刑法》中刑讯逼供甚至被作为犯罪加以确认。但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看到的现实却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并且大有蔓延之势，成为“顽症”，这与我国司法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有关。
从法理上来说，任何证据的取得都必须是合法的。如果证据取得途径非法，就应完全排除，不管这种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都不能用作定罪量刑的依据。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高法的司法解释中，只排除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的采信可能，但对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物证和书证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种排除是不彻底的，助长了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得证据的行为。“刑讯逼供行为是和现代司法文明背道而驰的，没有将涉案嫌疑人当作一个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有着尊严和做人权利的人，而是当作一个客体，一个可以取得证据的途径和工具，这是对刑讯逼供在司法上必须加以彻底否定的根本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