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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既直接借助了机构的上下级关系，也通过私人启动了机构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在非常具体的层面，机构关系的影响力有时相当有限，特别当我们以访谈和参与观察为手段时。下级法院可以接受上级法院或有关机关关于协助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指示，但这并不能保证下级法院中的每个受访者都顺从。具体的受访者总是可以应付，而不是以积极的态度接受访谈。他没有必要谈他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会感到这是并非自己的职责；他甚至会对这种来自上级的指示有反感――即使不一定而且不必公开表示或流露。而这时，我们调动的正式权力资源，实际起到的作用反倒可能是相反的。特别是当我们调查设在乡间的人民法庭时，这距离我们起动的省一级机构的权威已经隔了好几级，情况更可能如此。不仅中国自古以来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县官不如现管”，“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之说；而且只要这种“给予协作”的指示不是来自现管，派出法庭的法官几乎完全可以不理，而只是应付。确实，许多派出法庭法官的根子更主要是扎在乡里，他们对上级机关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指望（提拔或其它），就理论上说，他们对我们这些调查者们更可以无所顾忌。在这个意义上看，依赖机构上下级关系而建立的、获取知识所必要的支配关系不可能是长期稳定的，而必定如同任何其它机构的上下级关系一样是流变的。[10]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思起来，我发现，为强化我们所借助的这种来自上级的支配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层层要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同受访者之间。
建立这种私人关系当然仍可以诉诸其它资源，但是，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资源是那些可能直接对受访者本人发挥作用的因素。回顾起来，我们的调查实际上大量利用了这一资源，特别是我作为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的身份。例如，在某法院进行访谈调查时，一些受访者都多次强调这可能是第一次中国最高学府的学者来此调查，甚至称这将在他们本地历史上记上一笔（这种言辞在言者方面可能是真诚的，但对我们是一种痛苦）。又如，我个人在先前教学期间，曾给这些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务实、懂得且理解法官苦衷、讲课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等，加之了解我是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博士，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他们觉得我对他们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困难的调查是对他们的真正关心。尽管我们明确告诉了他们，我们的访谈并不打算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利益或环境的改善，但他们还是感到，自己平平常常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什么理论的实际工作能得到“学者”特别是“北大学者”的重视，这本身就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承认。当我们住在乡里的8元一夜的“宾馆”时，他们甚至说让我们吃苦了；尽管我们指出，他们年复一年在这里工作，而我们仅仅是在此待两天而已。坦白地说，我们主观上并没有试图利用受访者这种心理，但是我们又的确感到，由于“文化资本”上悬殊，我们这种在受访者看来是“深入基层”的姿态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布迪厄所言的“象征性利润”。这实际上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因此建立的关系更多是个人性的，而不是依借机构权力关系的，更加便利了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实际是强化了那种求知上的支配关系，尽管是一种自愿合作的支配关系。 但有时，北大教授、留美博士的身份并不总是有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睬”你的这种身份。尽管社会地位的差别在一般情况下更有可能给“上位者”带来象征性利润，但是对于一些有个性的人来说，这种差别反而会使他们更不愿合作。中国有些普通人还是很有些名士风度的，而且在大致与我同龄的这一代人中可能更多一些，或者说残存的（令我遗憾地！）更多一些。例如，各地法院的法官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军转干部。其中有些人，就他们个人的能力、智识本来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各地以及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当年往往只有从军才能获得某种出路，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期间，甚至从军成为当时最好的出路。恢复高考之后，他们由于未能考上甚或是根本就不可能考大学，以后陆续转业地方，安置在法院。尽管他们工作能力甚至学识并不弱，但是既没有文凭，专业也是半路出家，他们多少有些失落感，有时自尊心比较强。同时，他们也毕竟是见过世面、甚至本人曾指挥过“千军”（但不是万马）的人，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为某个人身份即使是名人所左右。如果仅仅了解我现在的身份，他们很容易将我这样的人视为一种“幸运儿”，归入另一范畴，采取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同这些人交往时，我发现，我的另一重经历――70年入伍，从军5年多，或者加上留美博士的双重经历反而更容易打破他们的“范畴”隔阂，使得我们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他们眼里不仅是一种姿态，而具有一种真实的亲切感。事实上，在多次访谈中，我都听到诸如此类的话，“你们不一样，你们务实”。我们不仅因此获得更多的象征性利润，而且更容易听到一些他们对于法院工作的真切感受。当然，我的这一经历并不仅仅对法院中的军转干部有效，事实上，对我们这一年龄层的许多法院干部都相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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