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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公民同胞们，这不是审判苏格拉底，而是审判思想，审判雅典。……你们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起诉我，而是因为我说的话和教的思想起诉我。你们以死来向我威胁，因为你们不喜欢我的观点和我的教导。这是对思想的起诉，这在我们的城市的历史上还是件新鲜的事。在这个意义上，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雅典，而不是苏格拉底。你们作为我的法官，个个都是被告。”“真正言论自由的考验不是你说的话或教的内容是否符合哪一种规定或统治者，不论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甚至最坏的独裁者，也没有禁止不同意他。不同意的自由才是言论自由。”“思想并不象人那样脆弱。没有办法强迫它们饮鸠自杀。我的思想——和我的榜样——会在我死后长存。但是如果你们违背雅典的传统而判我有罪，它的名声将永远留下了污点。羞耻是你们的，不是我的。”（页245、247、248）
斯通所想象这种慷慨激昂的辩护无疑是现代人所熟知的辩护。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这么做。这正是令斯通大惑不解的地方，因为雅典并没有限制言论自由，雅典的戏剧就证明了这一点。斯通的解释是苏格拉底蔑视雅典的民主，如果他用雅典的自由来为自己辩护的话，实际上意味着承认了雅典的民主政治（页229）。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革命党人或者共产党人在法庭上痛斥反动审判的无耻和卑鄙并不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这种反动的统治。如果这样的话，苏格拉底早就应该逃离雅典，而不是享受雅典的自由。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苏格拉底的对待死亡的态度，这种态度与我们所熟知的革命党人英勇就义时的大义凛然有没有区别呢？首先要指出的时，苏格拉底尽管生活在语言的世界里，但是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并不是斯通所说的言论自由，那时还似乎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城邦也没有垄断公共舆论，除了宣扬民主与自由雅典也似乎没有主导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苏格拉底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信仰自由，以及在这种信仰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在特尔菲神庙获得一个神谕，这个神谕告诉他，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和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各行各业的人尽心交谈，在这些交谈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发现人们并他更智慧，尽管他自己并不知道智慧是什么。但是，他有一点是坚信不疑的，那就是一个人“要照顾自己的灵魂”：“我到处走动，没有做别的，只是要求你们，不分老少，不要只顾你们的肉体，而要保护你们的灵魂。”（页134）正是出于“照顾自己的灵魂”，他才追求绝对的定义，远离现世的生活。因此，他才会不相信雅典的民主政治，因为人们并不知道美德是什么，他也不相信医生可以看病，因为医生不知道病的定义是什么，他也不相信鞋匠可以卖鞋，因为鞋匠不知道鞋的定义是什么。这种对“绝对定义”的信仰使得他更看重自己的灵魂或精神生活而不是自己的肉体或物质生活。因此，死亡在他的眼里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反民主的，但是他依然生活在民主的城市里（那时候的迁徙自由无需象我们现在那样需要争取），为什么“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却从来没有为雅典掉过一点眼泪”（页170），为什么他在法庭上并没有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也没有象斯通想象的那样为言论自由进行辩护，为什么判处死刑后放弃了越狱逃走的机会而主动地选择了死亡。“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死前的名言预示了他的死亡的全部意义，死亡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正如他所说的：“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丛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页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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