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中国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理由。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国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现在中国的民心国情难以容忍彻底的产权私有化运动。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赞成国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毕竟，在这个“人权时代”里，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来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2、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政府统管、军阀掠夺、黑恶强索，则不是市场经济。例如，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步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后国有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存续、稳定及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内涵。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两个极端，一个是北朝鲜的“死守典型传统国有制”，一个是前苏前东欧的“典型国有制剧变为实在私有制”。）
　　中国经济解方程：虚拟私有化改革
　　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刘大洪指出，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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