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我们加大道德的约束力度和法律的惩戒力度，在这两个方面给人的行为施加更大的成本，就可以杜绝、至少是大量减少随地吐痰现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道德和法律的运作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这些成本无论由个人承担还是由纳税人普遍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道德依赖于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则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言论构成的。可是，试问：当某个人在那里随地吐痰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去谴责吐痰者呢？或者因为自己有事在身、无暇顾及，或者觉得不必多管闲事，或者还担心被吐痰者痛骂一顿、惹得一身臊，不管什么心态，形成社会舆论所需要的成本，对于个体的人而言，似乎显得比较大。
再看一下法律。法律往往以惩戒违法者作为杜绝后效的手段，可是，凡需要施加惩戒的地方，必需要有施加惩戒的队伍。加大惩罚力度，仅仅提升金钱罚的额度，而没有足够的人力去监察、施罚，只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然而，想像一下：在一个城市里，需要多少城管监察人员，才能有效地去执行禁止随地吐痰的法律呢？唯一的景象就是：满大街的大盖帽。我们普通纳税人，不仅在财力上不愿意负担这样的执法成本，更在眼球上不愿意承受如此的执法景观。
难道对随地吐痰的现象，只能听之任之、由其为所欲为了吗？我想，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希望完全杜绝，只会是一种奢望。所以，“根除”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理智地以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之，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二十多年以前，在大街上很少看到如此多的公共废物箱，垃圾随地扔的现象比起现在要多得多。如今，我们不妨也在每个废物箱旁边设置一个带盖的、可以即踩即开的公共痰盂，并由负责公共卫生的环卫人员每天清洁。确实，这也是需要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中拨出部分资金的。但是，一则，这样的市政工程想必为多数人所欢迎；二则，其成本比增加执法队伍的成本要少得多；三则，那些确实有痰欲一吐为快的人，可以忍受短暂的不便、多走几步路，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此，随地吐痰的现象，或许会大大减少。
再进一步而言，当今的政府为公共福利计，应不限于以惩戒为主的“治安行政”、“警察行政”，而应施用多种合理的、有效的、又经济的手段，包括提供各种公共设施，此即为与治安行政、警察行政并列的“供给行政”、“福利行政”。联想到防治非典，采取隔离措施以阻交叉感染、依照
传染病防治法对违法者实施惩罚等，是政府施政的一个方面；但是，设立防治基金、为贫困的患病者提供无偿的医疗救助等，则是其另外一面。二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