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的时候，《大宪章》本身具有明显的封建背景，但是，它却逐渐演变为英国的第一个
宪法文件。它昭示了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准则：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由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议后来成为近代议会。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那句响亮的口号也与《大宪章》有着密切的关联——“无代表，不纳税！”
回到我们这里，不难看出，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税收问题也愈来愈受到广泛的关注。当然，过去强调更多的是公民的纳税意识，就像我们在城乡各地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大标语所写的那样：依法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实际上，直到眼前的刘晓庆事件，许多报道的侧重点仍然是要人们从这个事件里吸取教训，即使是社会名流，也必须照章纳税，不可心存侥幸。但是，政府向人民征税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在税收标准的确定、国家预算的制定、财政状况的审查等方面，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究竟应当发挥怎样的功能，目前这样的功能是否得到切实的发挥，为什么不能发挥，如何通过税收问题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凡此种种，却显然着墨不多。与此相对应，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对于税收以及财政事项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的情况也是极少出现的。一些庞大的公共工程、对外援助、预算外财政的具体筹集和支出状况，凡此种种，大多由主官部门甚至个别领导人拍板定案，而无需人大审查。这样的做法已成惯例，不仅最高层如此，各级地方政府也照办不误。建立议会而议员却不对纳税人的税款流向进行认真审查，这可以说从根本上违反了设置这一机构的初衷。
曾记得若干年前某报章的一篇报道，说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春风得意，谢友朋，宴宾客，好不快活。然而，一个月之后，白宫内部财务主管送来帐单，足让第一夫人希拉里大吃一惊——帐单上水费、电费、茶点、招待来客和赠礼花销、公务之外的用车花费……事无巨细，一一罗列，并且当然是要总统掏自己的腰包付帐。之所以要这么仔细地算帐，是因为总统虽然是行政首脑，但是他的花销却并不都是国务开支；为私的开销必须与国务开支清楚地区分开来，以便议会进行条分缕析的审查。真正是群己权界，判然两分。改用一句著名的诗句，可谓“国会议事非容易，应当锱铢必较看”。
总之，政府收了人民的钱，就必须让人民充分了解这些钱的具体花费情况，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契机，看到由于需要对财政进行专业审查而产生的人大代表专业化和专职化的需求，看到建立一个法治的也是更有权威的政府的机遇。归根结底，一个不受民意和法律约束的政府最终也无法受到民意和法律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