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怎么定位行政法，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理论层面，行政法它究竟是为了实现一种目的，或者是目的论，还是工具论，还是多元论，是综合性的，我认为公共行政的法律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公共行政制度的改革是不太适应的，回应社会的能力比较弱。行政法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它是控权还是利益调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后者的重要性是超出前者。如果说控权是权力得到以后的执行和运作，利益调整更多关注的是立法和公共决策的决定，而公共行政对公共决策方面介入的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需要从理论上对行政法进行重新的思考。
第二个方面，从制度的层面来看，我觉得行政法现在连三分之一的架构还没有完成，没有二十年、三十年这些基本的制度都建构不起来。比如说像行政组织法，现在用的是1982年制定的
国务院组织法，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现在已经在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在转轨，但我们还是在用1982年的法律，在日本的组织法是有五六十部之多，而我们仅有的就是
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大量的问题没有从法律的层面界定清晰。行政组织法是界定政府权力、政府职能的一个基本法律，改革就是要在政府和市场进行分权，在国家和社会进行分工，可是组织法基本上是真空的。实践中大量的问题跟财权的划分不清楚有关，政府间的财权划分不清，有职能、职责的没有财力保障，你怎么去依法行政，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人财物问题需要组织法解决。在对外方面，像BOT的制度需要借鉴，行政指导的制度，行政裁决的制度，行政程序的制度，这些制度都没有建构起来。现在仅有的是几部法律，
行政诉讼法，
行政复议法，
国家赔偿法，这些法律也是很不完备的，所以行政法需要建设的制度非常多，而现在大量的制度没有建设，进一步说还有大量的部门法没有建构起来，像教育行政法，卫生行政方面，农村行政法方面，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公共行政进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行政法如果仅仅锁定在一种种类不分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我非常赞成周教授和莫教授的评价，就是行政法专业化、细化的发展，职业化的发展是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