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商业银行法》、《
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我国存款机构的破产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意或者批准，但谁有权利向中国人民银行提起并没做出规定。但总的来说，从法律规定层面上看，我国的存款机构是可以破产的，也就是我国的存款机构是具有破产能力的，经济学界更是发出了降低我国陷入困境银行的退出壁垒的呼声(出处三)。
三、关于存款机构市场退出法治化
根据市场主体的市场退出后是否有其他主体来承受其权利义务，市场退出可分为有承受者的市场退出和无承受者的市场退出，前者例如法人的合并与分立，后者例如法人的破产。这里所说的市场退出指无承受者的市场退出。存款机构具有破产能力只是表明存款者存款利益有损失风险的可能性，真正实现存款机构市场退出法治化，彻底摆脱政府包办型存款机构市场退出，是存款者存款利益的损失风险从可能性变成必然性的关键环节。由于金融机构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各国对金融机构虽把他们作为法人对待，但无不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法人来进行规范，尤其存款机构的破产清算因对社会经济秩序影响较大，更是作为特殊对待。
在《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颁布之前，我国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制度作了大量的规定，但对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方面的规定却是很少，并且极其粗略笼统，原则性规定占据了很大比重，常常引发实践中各种变通办法的相继出台，而且这些规定中有许多是与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相背(出处四) 。从95年央行接管中银信托投资公司第一案到99年底关闭接管重组破产案共11起，大部分支付不能，除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外，都是由国家保证个人的存款，但实际上是由股东和政府出资填补，对个人存款以外的负债，采取的措施是任意的，这就是所谓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退出。这种行政式的做法使得个人存款者的利益有了相当可靠的保障，使得存款保险制度没有了生存的土壤。笔者认为，这样实际上就是等于银行在经营中把营利留给自己，把风险交给国家来承担，这比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负面效应更坏，也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