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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2月初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时并未作出有实质性差异的解释：他展示了一幅幻灯片，恰好可以用来作为一部即将在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沙漠地带开拍的好莱坞动作片的宣传片。通过卫星拍摄的伊拉克卡车的照片需要由纽约艺术批评家以解释现代抽象画的方法来作出深奥的解说。为了增加其表演的戏剧化效果，鲍威尔拿出一小瓶白色粉末（这瓶粉末被宣布为炭疽病菌，而起化学成分可能更接近于蔗糖），并播放了两段通过卫星监听手段获得的两位伊拉克军官用阿拉伯语对吼的录音。但他并没有为这样一个问题提供答案：为什么美国会在没有受到伊拉克进攻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起进攻？鲍威尔先生并没有指出明显的挑衅，而只是展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和罪恶的征兆”。而且，一个星期以后，当本·拉登的录音在卡塔尔播出的时候，国务卿又抓住这个机会“发现了”基地组织（Al Qaeda）与伊拉克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即使只是粗心大意地阅读一下本·拉登讲话的抄录本，我们也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于鲍威尔先生来说，只要是两者之间传达了一个信息（无论何种信息），就足以证明乌萨马·本·拉登与萨达姆·侯赛因已经已某种方式合体为同一个敌人了。
国务卿用电脑展示的幻灯片并未增添可靠论证的总量，正像美西站争中的广告传单和越战中的促销活动一样。而且，尽管布什政府的造势鼓吹未能说服安理会上的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代表，但却受到美国各大传媒的热烈欢迎。我们的电视网和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都兜售着同样的商品。它们甘愿充当美国政府的工具，而不是充当向美国人民负责的见证者，而且，它们极大地应用了高薪的职业说客的天分和裁剪功夫。这些媒体，出于对布什总统的几乎完全一致的痴迷（它们把他赞为丘吉尔式的领袖，有时又是林肯般的英雄），早在海军航母启航前往波斯湾之时，就已经打点好行囊、准备好适合沙漠地带穿戴的服装。在国务卿鲍威尔向联合国所作的陈词中，《华尔街时报》的编辑们发现了特列朗[2]和梅特涅[3]的迹象。
二、北朝鲜例外论
布什政府鼓吹自己“在道德上的是非分明（moral clarity）”和“以原则为基础的坚定决心（principled resolve）”，还有自己“行使权力而不征服（exercise power without conquest）”以及“为陌生人的自由而牺牲（sacrifice for the liberty of strangers）”的意愿。那么为什么不对北朝鲜采取愚蠢的攻击行动呢？
虽然冬天很长、很冷[4]，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不幸的陌生人，而且，与汉斯·布里克斯[5]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默罕默德·艾尔-巴拉迪于2月份从伊拉克带回的消息不同，那一个月从平壤传来的是更直接的威胁。一位无情的独裁者控制着一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这个政权与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可有一比，它恢复了浓缩铀的生产，驱逐了联合国派到宁边核反应堆的核查人员。据猜测，它已经拥有三枚核弹，而且在短短数月间可以制造出更多；它统治下的普通民众在饥饿中垂死挣扎，而它的荷枪实弹、盲目效忠“亲爱领袖”的100万常备军则驻扎在非军事区附近，离驻扎在非军事区南边的3万美军只有炮弹射程的距离。北朝鲜的威胁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惊人迫近的，但却恰恰不是能够激起美国空军轰炸（wrath of eagles）的。面对金正日明目张胆地索要赎金（他愿意接受以贸易协定、银行贷款或粮食援助等形式实现的支付），布什政府把这个烫山芋转交给联合国——这可是同一个联合国哟，它刚刚被拉姆斯菲尔德部长谴责为“不负责任”和走上了“可笑路线（a path of ridicule）”，仅仅因为它拒绝支持美国远征巴格达的计划。这一对照使“道德上的是非分明”顿时显得晦暗无光，而撤回被布什宣布为无效的外交牵制策略这一举动则澄清了这样一种区分：一个是现实的、明显的威胁；另一个是由想象出来的敌人加以巧妙遮掩的威胁，而且这个“敌人”恰好只拥有规模较小的军队、但却统治着一个富藏石油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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