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它比“竞争主义”优越。在中国，讲“竞争主义”，容易进入“斗争状态”。这是和吾国长期的内外“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之磨砺下，人们已经不甚懂得“和平竞争”的实在含义。大家已经将和平竞争，及其形成秩序之可能性，纳入了怀疑范围。人们已经习惯，将竞争对象定位为敌人，因此唯一的成功竞争行为模式，就是厚黑地整。如果要“竞争”，就是指朝对手“护腿板”尚未保护到的部位，飞一只黑腿过去。这种对于竞争的理解，虽然让上帝发笑，继生怜悯，赐给一个吃饱饭生活，即小康状态，但是上帝清楚，这帮可怜人，总会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的人的“小康饭碗”踢飞。 基于“竞争主义”，施拉普纳鼓励中国人“象豹子一样踢球”，最后的结果是，多了几只“足球场上的蛮牛”。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如果不踢足球而是“参加革命”，完全可能成为“黄继光”、“邱少云”。“竞争主义”等于“血战”，而血战，从来就是“短暂成功或失败”的代名词。所以，施拉普纳不得不在中国草草收兵。米卢的“快乐足球”，让竞技者成为了“和平游戏参与者”，它将中国人从“洋人曾以足球欺负我等”的种种阴霾中走了出来，找到了和平竞技中的唯一可能性收获，即参与的快乐。
作为一位“资深球迷”，我与“中国法律”打交道的时间，近似于关注中国足球的时间。社会公民在规则调理下生活，和足球比赛，大同而小异。中国法制问题，转换成另一种表述，就是中国的社会个体、组织与法律规则的关系问题。强调平等遵守规则的“法治主义”虽然重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问题是，中国人长期盛行的是“作弊主义”。从法律的制定、解释、运用，多个环节，作弊主义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孟德斯鸠发现作弊成风的本民族，不仅生活性作弊，而且规范性地作弊。在作弊不耻的民族风俗下，作弊主义被命名为“权术”、“谋略”、“懂政治”、“有智慧”，而遵守规则，成为了鄙视对象。在此种风气弥漫的法律、政治 、公民社会的情态下，“规则主义”料不能取得和平法治本应取得的成功。在此种困难中，我们也逐渐知道，有人以“蹴鞠迷恋”、无关整体社会痛痒的个别性正义构造，替代了平权法治的“法律帝国”。同时，人们也突然发现，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充分竞争，加剧了暴力的权威，竞争主义的正当性，不断沉落。
改善“中国法制”，逐渐成为必要。即效型的办法，是在克服“规则主义”、 “竞争主义”的现实局限下，发展“快乐法制”。所谓“快乐法制”，就是以公民感受，作为法制的标准。暴力主义或恐怖主义法制，是令人不快乐的；拜金主义法制，是令人不快乐的；随意限制公民自由法制，亦是不令人快乐的。与此对应，公民行为，亦应在和平的原则下，增加可接受程度。 面对生活的困难因素，人们需要化干戈为玉帛，变对立为协商。面对公权泛滥的各种具象，法律人要成为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和平力量。这就是指，在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以非破坏性的态度，坚决地站在和平一边，逐渐将“为权利而斗争”修正为“为权利而建设”，淡化“斗争”的“血战”的色彩。这是在已经失去了对“斗争”和平性理解的现实下，对“斗争”必要的语词性回避。在法律权利失衡的本社会，为权利而“斗争”，导致“施拉普纳效果”，增加出“为权利而斗争的豹子”。但是，唯有法治赖以生存和支撑的社会和平力量的增长，方是未来社会共同幸福生活的保障。不“快乐”的“斗争”， 不会出现“米卢奇迹”。因此，如要加速法制进步，还是要象米卢一样，将法制的境界，直接提升到“快乐法制”的层面，将社会公民的感受，作为法制建构的目标，这需要不断克服作弊主义，尽力避免用法定暴力，增加公民生活的忧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