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例4（广播电视报案，1994）中，二审法院——柳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煤矿工人报未经原告广播电视报同意，转载原告的电视节目预告表，损害了原告的“一定的民事权利”。书中告诉我们：“被告不服（中级法院的）判决，上诉至最高级人民法院（应为：省高级人民法院）”，但是高级人民法院未“准许”（allow）“上诉”（页36）。
同样，在案例18（“狗不理”案，1994）中，原告商标所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后胜诉。作者不可思议地将此案称为“惟一容许上诉到第三级法院的商标案”（页119）。在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之后，据说被告之一将“他的所有材料和记录寄给作者”并“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原文如此）。这种不可能的“第三次上诉”促使作者在“评论”中思考、讨论最高人民法院是否以及如何”重审”此案这样一个虚构的问题（页120－122）。
也许此不过为智者一失。但在案例16［”贵州醇”案(在审)］中，作者进一步混淆了“上诉”与被告“申请”取消原告注册商标的区别，后者的依据是《
商标法》第
27条第1款（页111）。在向二审法院上诉的同时，被告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取消原告的注册商标。因为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的，并不受人民法院审查，此申请使法院审判程序中止，等待商标评审委员会对争议注册商标的有效性作出裁决（《
商标法》第
29条）。因此，在商标侵权案中，此为被告的一种标准的防御技巧。作者显然也明白此点，但他对“上诉”的解释可能会使不细心的读者失望（页112）：
商标评审委员会有全权最终决定注册商标是否有价值（应为：有效）。所以，当人们向该委员会提出上诉（应为：申请取消）时……，法院应当中止听证程序（应为：审判程序），等待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
本来，只要一些耐心和语感就能纠正此类错误。诸如将中级法院称为“中等（medium）法院”或“调解(mediate)法院”（页44及多处）之类的明显错误，读者自己就可能发现和纠正。但是，其他的错误考验的就不止感觉（sensibility）还有见识（sense）[***”sense”和”sensibility”在此处是双关语，此处借指英国女作家 Jane Austen的小说《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译注**]。在“附录”中，没有说明《
著作权法》和《
专利法》的英译本来源。但在《
商标法》和其《实施细则》的译文后面，各有一条注释说明翻译者为国家工商局的商标局。奇怪的是，该注释接着声明：”两种文本不同之处，以中文本为准”（页220、296）。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想，倘若译本和原本一致又将如何？答案其实再简单不过了：无论译本是否忠实原文，均以中文本为准。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并不实行双语。
“事 实”
上文已提到，本书中案例分为三部分叙述，标题分别为”事实”、”判决”和”评论”。按理，”事实”应包括当事人的陈述要点（既有主张，也有答辩），以及合议庭在采用的证据基础上认定的实质性事实。但是，作者倾向于将他个人的观点和评论织入”事实”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