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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我在云南乡下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翻译和作文）寄到杭州，请我的姨夫王承绪先生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他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等好几顶“帽子”，但抄家批斗之余，尚能“改造使用”，做一点翻译工作，故可以当我的启蒙老师。我那时用的英法文词典和读的原著，都是他赠送的。我一头钻进外语里去，中文就受了影响，信也写成“洋腔洋调”的了（母亲语）。父亲在囹圄中得知，建议我对照中译本，学习（恩格斯亲自校对的）英文《共产党宣言》。一对照，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语病，同时也十分佩服马列编译局的专家们。不过《共产党宣言》还给我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形象化的理论语言的感染力。或者说，理论作为信仰，其真正的成功和诗歌小说是一样的，也在于打动读者的情感、良知，进而支配他的想象力。“文革”后期，父亲的战友、同学和师长陆续“恢复工作”，我去各地拜访他们。在他们身上，我常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力量，从而理解了他们：学生时代为什么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为什么屡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仍然无悔；仍然愿意如果重头再来，还是走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一定还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
我初学外语时，文学兴趣在18世纪－19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及英美现代诗。但稍稍深入，即看到《圣经》对西洋文艺的巨大影响，遂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考进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后，专业定在中古文学；中世纪文献多与基督教有关，故《圣经》是必修的科目。从此各种版本的《圣经》高踞案头，几乎天天翻阅。中文《圣经》最早也是在父亲的书架上翻见的，出国后收集了几种，但从未仔细读过。直到入耶鲁法学院，有朋友在神学院学习，拿中文《圣经》来找我讨论，才发现内中舛错不少，包括误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耶鲁的神学院和哈佛不同，是培养牧师的。中译本的理解使用，对于那位朋友便是很实际的问题。后来在香港工作期间，也有道内友人提出这个问题。《圣经》的原文是非常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却成了半文不白、诘屈聱牙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的文学地位恰成对比。因此萌发了重新译注《圣经》的计划。《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我以为，读者从求知的立场出发，读一读应该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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