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记者等因小说、报告文学诽谤他人（包括死者）而入罪，作品遭禁，案例不少。有名的如“唐敏诽谤案”，还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作为“典型案例”发布（1990年第2期）：福建女作家（被告人）在南京一文学月刊发表“中篇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用了自诉人已故丈夫的真名实姓、家庭住址和真实亲属关系称谓。“以社会上的谣传和捏造的事实”，描写他生前担任民兵营长时，仗势欺人（妻舅是公社党委副书记），横行乡里，吊打村民，扫荡婚宴。死后变一匹牛犊，自诉人“对牛犊产生‘恋情’，忘却了人间羞辱”等等。法院试图调解（刑事自诉案件如民事案件，允许调解撤诉结案），但女作家“拒不认罪”。遂判决女作家有期徒刑一年，赔偿死者家属（自诉人）经济损失两千元。
文艺作品的出版审查，传统上属于政府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比如认定淫秽或色情出版物的标准和鉴定权限，便由新闻出版署负责制定和解释。这制度本来是专为指令经济体制设计的；到了买卖书号出版发行二渠道三渠道、盗版充斥市场的今天，就不太灵光。这也是法治社会来临的一个症状，越来越多的纠纷包括诽谤言论和作品的审查要交给法院处理。案例做成惯例，着力宣传一下，也就同“国际”接轨了。这一接轨，学者称为政法“范式”的转型，因为司法审查跟政府部门的出版审查相比，有几点关键的不同。比如新闻出版署认定淫秽作品，首先看“作品整体”及其对“普通人”的影响：“淫秽出版物是指在整体上宣扬淫秽行为＾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而又没有艺术价值或者科学价值的出版物。”（《
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第
二条）它关注的不是特定个人的权益可能受损，而是泛指的不论地点场合“一刀切”的公益道德。所以鉴定由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委员会”来做，它说了算；没听说作者、出版社申诉抗辩或者跟它打官司推翻决定的。司法审查，则取被动的姿态（“不告不理”），另有一套判断标准和诉讼程序。一般情况，法院只就涉案作品的具体描写、虚构程度和社会影响等因素，让当事人举证质证，展开辩论，而不必鉴定整部作品是否淫秽，如《K》案所示。名誉权案件中所谓侵权行为、损害后果的认定，都是针对受害人（原告）而言，亦即衡量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和行为责任的结果。判决之后，败诉方不服可以上诉，请求上级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