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三个代表”，倡“执政为民”，而这个案件涉及到的这么多政府机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它们在本案中是否践行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呢？这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和法律机制问题：就正常的民主政治机制而言，人民应该能够控制政府，政府应该非常在乎人民的信任。如果人民控制不了政府：政府干好干坏都影响不了它执政；如果政府公职人员可以不在乎人民的信任：人民信任不信任他(她) ，他(她)都无所谓：官照做，薪水照拿。这样的政治机制肯定保证不了“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的真实性。就法律机制而言，政府的职权应保证得到合法行使，政府的职责应保证得到切实履行。政府是一个整体，虽然其内部各有分工，但法律不允许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内部分工为借口互相推诿，互相扯皮。试想，在本案中，如果有一个机关能像北京怀柔区政府那样实行全程代理制，代理或帮助农民去打听裁决管辖机关究竟是谁，帮助去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或者代理农民申请裁决，问题何至于拖上三年仍解决不了。可惜我们的整体法律制度中还缺少这种机制。
上世纪末，我们就在
宪法中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国务院在去年又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无论是法治国家，还是法治政府，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公开、透明，就是人民享有知情权。人民只有知道政府做什么和怎样做，才谈得上监督政府和控制政府，才谈得上起码的法治。但是，在本案中，国务院批准征用农民土地的决定居然是秘密文件，要向农民保密，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该文件是一个综合性文件，其中包括某些涉密的内容，那也应该只对保密部分进行保密，而对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向农民公开的部分公开，如批准文号、征地机关、征用用途、征用范围、面积、对相对人的补偿标准、安置办法等，法院和政府对批文中涉及的这些内容，都没有理由向公众保密。由此可见，在我国，制定《政府公开法》，修改《保密法》对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是多么重要和迫切。
我们经常讲，依法行政不仅要依法律明文规定办事，同时还要按法律的原理、原则办事，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很难保障二者的统一。这是为什么？就本案而言，上述所有政府机关都可以说它们并没有错，而是那七个农民错了：法律法规规定征地补偿争议由 征地批准机关裁决，你们的地是国务院批准征的，你们去找国务院呀，干嘛找我们呢？这种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讲依法行政，必须探讨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法理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