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还准备邀请“著名学者写研究性文章，阐述理论原理和案例精髓，并最后抽象出案例指导原则”。这么做，据说是为了案例的“应用性”。但我看是弊大于利。法院编案例不能学院化，脱离指导司法实践的目标。学者有学者关心的问题和任务，例如这二十多年来，常常热衷于呼吁和推动立法。这自然是要有人做的。可是“丛书”不能变成学者的论坛，不应卷入立法的争议。再如审判委员会的存废，是涉及人民法院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丛书”就不必参与。这方面“案例选”的做法可以借鉴：由供稿法院自己评析案例，针对具体的问题而非任何“原理”教条阐发意见。不足或未及之处再由最高人民法院的编辑加按语讨论。法官审理案件、总结经验，不可一味追随学院里的潮流和热点；后者自有学者的文章演讲和教科书负责。一句话，“丛书”努力的方向不应是把“著名学者”请进法院，而是要学界逐步接受并研究法院选编的案例。什么时候做得到这一步，案例才真正有了权威。
总而言之，编“丛书”的计划，乃至设想将来形成“一定程度的判例法”，是一件大好事。古人判案讲究成例；当下的政法实践，从选拔领导干部到拆迁民房，也离不开先例、惯例的运用。不然谁还会托辞“下不为例”？只是一般不必写进判决文书，告示天下而已。如此看来，关键在改革司法，包括司法文书。现在的判决书还是非常格式化的，而且以事实陈述为主，很少分析法律问题。这样的判决不可能用来指导司法实践。选编案件，其实是制作案例，即把案例提出的法律问题放在评析和按语里研究总结，再声明其权威的地位，供法官们审理案件时参照，由此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或中国特色的“判例法”。“判例法”，即便只是“一定程度”的，对司法文书亦即法官素质的要求也远比现行“成文法”制度来得严格。所以现实地看，目前这项改革只有小步前进，一点点磨合，才有望建立不论什么意义上的“判例”。普通法国家的经验表明，判例制度往往趋于保守，或者说需要一个相对保守和稳定的环境(桑斯坦，《一次一案》，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页16以下)；它的成长，和运作一样，恐怕也必须是渐进式的。
以上是就事论事。若放在大背景里观察，“判例法”还涉及当前政法体制的均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定位。上下级法院间并无垂直领导关系，而只能以业务“指导”关联。但“指导”是弱势的权威，远不及下级法院所在“条块”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监督有力。无怪乎，人们面对司法领域的腐败，总是寻求党政和人大等部门的介入，最终却削弱了法院的独立。“案例指导制度”或“判例法”的探索，也许能在“条块”间铺设起一条新的权威管道，起到促进和维护司法独立的作用。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是遏制腐败，长远目标则是争取较为充分的基于每一名法官的司法公正。希望“丛书”的编辑出版，能对这两项任务目标的实现有所裨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