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看到一篇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出版一套《中国案例指导》(暂定名)丛书，既在意料之中又感到高兴。法治建设至今，司法活动如何公开透明一直是公众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定期全面地公布审结的案件，不仅是政法实践新策略所要求的“理性化”“文牍化”的记录，更是向公众负责的交代。读完介绍，晓得这套“丛书”背后还有一个规划中的希望向“判例法”靠拢的“案例指导制度”，再对照上述“案例选”已有的建树，就想到几点建议。不妨在这儿略加讨论，主要为“丛书”的现实目标和读者着想：
据介绍，“丛书”或“案例指导制度”的权威，除了编委会(及其成员)的高级别，还表现在只选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这个选案范围，我认为不妥。道理很简单，“指导制度”的权威固然需要编委会的级别支持，但它指导的内容范围，即司法实践中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却与终审法院的级别无关。这是因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级别管辖，通常是依据争议标的的金额、当事人或案件类型(例如是否涉外)、“重大社会影响”等因素而定的；一般不管案中程序或实体法律问题的难易或“典型”与否。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照样有许多复杂疑难的问题。“案例选”刊载评析的案件，不少是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就很说明问题。所以，“丛书”的选案范围不应受法院级别的限制。至于入选案例的权威，只要最高人民法院以适当的名义声明其“指导作用”，鼓励法官、检察官、律师参照引用，就足够明确了。
“丛书”准备多收“新类型、有疑难”的案件，这是对的。但执行庭的案件“暂时不收”，说是因为“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在探索阶段”，就值得商榷。须知“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各地各级法院、人所周知的老大难问题，怎么可以避开不谈，不加“指导”呢？适当地讨论一下，把形形色色的阻力拿到阳光底下来，其实有助于消除群众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同理，错案也应当选登。这样，既探讨了法律问题，又提高了司法透明度。“案例选”里就有少数错案，还有一些疑难案件的评析列出了合议庭的不同意见。“丛书”可以进一步，把错案作为“典型案例”来宣传，让大家引以为戒。这就需要改革法院内部的所谓“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此制度的弊端，学界早有论述；实行起来若想不打折扣，我看也难。比如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或者刑事案件中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就不宜一律视为“错案”。案件作为“错案”选编在“丛书”里，当然也不能作为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的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