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为什么把
宪法搞一个学科，行政法搞一个学科，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要把它做为一个整体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架构，把
宪法与行政法分家，那我们就是傻到家了！现在我们搞行政法，实际涉及到很多
宪法的问题，我们搞行政诉讼，对行政权的审查所涉及对权力的制约，这不仅是行政法的问题，也是
宪法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把
宪法与行政法联系起来了，我们的公法中心没有
宪法、行政法的区分，我们将来可以合作搞一些东西，所以对于公权力的运作，我们把它做为整个系统进行研究，这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
四、接着讲方法的问题。
一个学科有很多的方法，很难讲哪种方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为讲的一些是公法研究中，在方法经常遇到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我一共讲五个小问题：
一是实然研究与应然研究法联系起来。实然研究是什么，应然研究是什么？有人说
宪法不是一门科学，行政法不是一门科学，整个法都不是科学，科学要说明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不可该把价值判断加上去，应该可以试验、可以证明，“应该是什么”又怎么证明呢？它不是科学！所以我们搞的问题都不是搞科学！
实际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主要讲“是什么”的问题，真理是可以检验的嘛，社会科学应该是将两个结合起来，即要解决是什么，也要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公权力仍然停留在剥夺、军事的水平上，不可能向前发展。但是有一点，就是讲究应然与实然问题，应然问题一定要建立在实然研究的基础上，从实然研究到应然研究不能够跳跃。我们研究
行政诉讼法，讲行政诉讼的范围应该扩大，行政诉讼应该包括抽象行政行为，那你这种研究就是很没有说服力的，你要研究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的范围是什么，这种范围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它有哪些问题解决不了，你要研究外国的行政诉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行政诉讼，这些行政诉讼的范围是什么，它们这些范围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实然研究。然后你做比较，然后再得出结果，即行政诉讼应该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即实然研究要为应然研究开路，你的研究才是有说服力的。
你要研究
宪法的监督，就要研究美国的监督模式、法国的监督模式、尼加拉瓜的监督模式，你要把这些监督模式进行研究、进行比较，然后研究这些监督模式的条件、环境，然后研究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环境，比较它们之间有什么分别，它们的制度能否移植到我们这里来，移植过来有什么问题，这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如果仅仅是实然研究，那便是介绍性的，价值不会很大，我们做公法研究应该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