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如何代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和意愿，如何代表共产党几千万党员的利益和意志，至少，程序中间要知道候选人的政治主张，知道这种政治主张是否符合人们的意愿，这样人们才会投票。我们是通过代表来协商的，即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能够反映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和意志，二是怎么把程序进行设计，通过公法确定下来。
再就是公权力如何分配，哪些权力应由国家行使，哪些权力应由社会公权力组织行使呢？例如注册会计师的注册或取消，权力归属注册会计师协会，这一权力正由国家转到社会公权力，而律师协会则没有这个权力，必须要通过司法部。为什么？注册会计师的有关权力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来行使，而律师则要由司法部控制这一权力，其道理何在呢？所以，我们进行研究不能随意，公权力的配置一定要有其合理性，从社会大趋势来讲，国家公权力应越来越少，社会公权力应越来越大。按马克思的观点是国家要消亡，但公权力不会消亡，我们应探讨哪些公权力应转给社会？为什么要把公权力由国家转给社会，为什么社会公权力比国家公权力就要高明呢？
社会公权力优于国家公权力，应该至少有这样几条：它最接近我们，最能实现开明、公开，最能受到共同体成员的控制和制约。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公权力都向社会转移，有许多理由。国际公权力涉及到主权问题，国际组织不能直接对国家、公民发号施令，哪个国家都不能，但没有国际公权力也是不行的，例如，现在臭氧层出现了漏洞，这不是哪一个国家造成的，这需要由国际公权力来干预，再如，恐怖分子等很多问题，没有一个国际公权力是不行的。
开始，我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公法，我们有公法就是为了规范和控制公权力，我们为什么又要有公权力呢？就是因为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生存和发展，现在人类是个大共同体，地球是个“村子”，整个“村庄”的人受到了许多威胁，过去的主权观念应稍为修正，不是说绝对不能有国际公权力，而是如何规范和控制国际公权力。
这样的话我们的公权力从横向方面看，有社会的、国家的、国际的，在国家内有人大的、法院的、检察院的，纵向有中央的、各省的、市的、县的。现在咱们横纵向都做得不好，横向的只有《
国务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纵向只有《地方组织法》，现在这种公权力的配置，基本上没有法律的规范，是很薄弱的。所以为什么许多部门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就是基本上没有法，例如，去年公安部和民政部关于订门牌的事情，公安部认为这涉及发全问题，当然属于公安部门的权力，民政部认为这历来都是民政部的权力，还拿出条例作证，所以有些地方出现订两块门牌的现象。还比如，劳动部搞了个“劳动十条”，人事部搞了个“人才十条”等等。总之，我们的法律规定得很不明确，公法中关于这一块造成了很多问题。
（三）公权力行使条件、基础、方式、程序
这也是公法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这一使命与前两块不太一样，这一种非常广泛的使命，公权力范围的界定，可以通过
宪法、组织法界定，可以管十年、甚至几十年，公权力的分配的一经定下来，至少管两年、三年，一般很少变动，而公权力行使的条件、基础、方式及程序则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方面，一是程序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