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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农村承包合同纠纷大量涌入法院。比如山东省在1983年总共才受理了19个案件，占全部经济合同纠纷受理数的0.9％，1985 年就猛增到12711件，占全省经济合同受理数的一半以上（注：资料提供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李勇对这个数字的解释是：“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辖94个县，农户一千多万。几年来，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农户签订了大量的承包合同和经济合同，因而出现了许多纠纷。过去，由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限制，这些纠纷法院不受理，行政部门又难以解决，故大量积存。1984年上述纠纷列入了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后，必然出现农村经济纠纷占整个经济纠纷案件的绝大多数的情况。”见李勇《从4766到84190 ：对全省两年来经济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概要分析》。）。法院系统也是从这时起才开始有了农村承包合同受理数和审结数的统计数字。
三、法院对承包合同全面治理的介入
从当时的报道和法院的各种总结、汇报来看，法院介入农村承包合同并不限于受理案件一途，而是深入到合同的签订、完善、指导、管理、监督履行各个环节。换言之，1984年最高法院关于基层法院受理农村承包合同的指示，带来的不光是承包合同纠纷受理数的增长，还给基层法院介入合同治理以及通过承包合同治理农村开启了大门。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的介入并不以诉讼的提起为前提。比如，“调查研究”是中国包括法院在内的所有党政部门都具有的一种历史悠久的常规职能，有的法院在没有纠纷案件诉至法院的情况下，“利用接触群众机会多的有利条件”，直接对承包合同进行“调查研究”，向党委和政府提出“司法建议”。
如山东省招远县人民法院1986年在该县开展延长果树承包期工作期间，主动深入基层进行有关调查，发现在承包合同中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及时向县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司法建议。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及时采取了措施（注：山东省招远县人民法院：《充分利用信息和建议，当好党委参谋》，《人民司法》1986年第8期。）。在这里， 调查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发现真相；在调查活动中，某种政策取向就已经隐含其中了。而“司法建议”的实质乃是“司法部门提出的建议”，它不一定从单纯法律的逻辑出发，但一定贯穿了法院本位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比如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发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建议都是紧紧围绕自己所擅长的“承包合同”进行的。
另一个例子是，辽宁省西丰县法院经济庭1984年春受理了该县房木乡富民村一起承包电锯合同纠纷案件。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他们分析纠纷的起因“一是合同条款不完备，内容规定得不明确；二是发生纠纷后，未经双方协商，一方即撕毁合同，又与第三者签订了承包合同。”然后他们把这些原因归结为基层干部不了解经济合同，法制观念不强；并认为，这正是潜在的纠纷隐患，如不及时解决，将影响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于是他们向房木乡政府汇报了富民村签订专业承包合同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乡政府对专业承包合同进行一次清理和检查。这项建议引起了乡政府和党委的重视，于是县法院经济庭会同政府和党委进行了联合调查（注：西丰县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司法建议，解决农村承包合同管理问题》。）。事实上，这属于基层法院所经常使用的“多方协作、共同解决”的组织技术的一种。这种共同工作的方式，从法院角度来讲，不仅会给调查工作带来便利，还有助于法院把党委和政府的看法引导到自己的见解上来。在使党委和政府认识到“合同制是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以后，法院所主张的“完善合同、增强法制观念”的措施便可能得到执行；而法院介入的合法性，则由“从根本上消除纠纷隐患”这种社会学理由（而不是法律明文规定这种法律理由）得到了证明，这种证明在法院述说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法院的触角一直延伸到法制宣传、合同订立、合同管理、合同监管、纠纷解决等各个环节的过程中，这样的论证一直存在。而在反复的论证过程中，分散的治理实践逐渐按照某种统一的逻辑贯穿起来，最终整合为一套似乎是深思熟虑的行为逻辑：法制教育是法院的“一般职能”，纠纷解决则是它的“专门职能”，而这些职能在被整合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部署、协调下的全面治理过程时，则被认为是法院“服务职能”的全面发挥。从专政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化，它的背后隐含的是同一种法律工具主义的观点，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这种法律工具主义现在要求法院保持自身的特色来发挥它更大的有效性。为了消除为政策服务与依法审判之间的潜在矛盾，法院告诉人们，这种“服务”乃是其专门审判职能向审判外的延伸。它努力建立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这些非审判的活动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审判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和审判并不冲突，反而互相促进。我们将看到，中国法院在依法审判和服务治理之间的两难就是这样一次次生产出来，又一次次消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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