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之，与制度移植相比，思想和理念之接受更具便捷性。在中国行政法学者的早期著述与其所处时代的行政法制度之间，不能草率地划上等号。
【注释】 有学者言，这一时间约为清末戊戌变法之时。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由于史料文献阙如，我们无法就此作出确切考证。但一则一门学科的兴起，无论如何，都应以一批著述和研究群体为标志，二则戊戌变法时期国人关注的中心在于是否变法、如何变法，似乎尚未就行政法学展开独立的系统研究，因而，我们把这一时间定位于本世纪初期。
详见皮纯协主编，《行政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317页。
“当时所谓士大夫受中、日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而其主张之目标，乃在‘变法’。所谓‘变法’，仅为一种方法，企图求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上、下），载于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马作武著，《清末法制变革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赵琛，《行政法各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弁言部分。
范扬，《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序言部分。
例如，参见白鹏飞，《行政法总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钟赓言，《行政法总论》，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1922年版；赵琛，《行政法总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版；张映南，《行政法总论》，中华印书局1935年版；范扬，《行政法总论》。
例如，参见赵琛，《行政法各论》；白鹏飞，《行政法大纲》（下卷）（即各论），好望书局1934年版；徐仲白，《行政法各论讲义》，北平中国大学讲义1935年版；管欧，《行政法各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徐仲白，《行政法各论讲义》，第1页。
皮纯协主编，《行政法学》，第31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