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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接受西方步入福利国家以后的行政法理论。一方面，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行政法理论之际，恰是西方已经普遍开始转向福利国家的时期；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化运动的生长点并没有深厚的个人主义本土积累。因此，学者较为轻易地认同渗透浓郁的社会连带思想的行政法理念。白鹏飞称：“现代的国家。不仅依司法及警察以维持社会之安宁为已足。必更进一步。而以开发社会之文化。增进国民之福利。为一种重要的任务。是为国家文化之目的。国家为达此种目的计。或自为大企业者。而经营不适于私人自由经营之各种生产事业。或保护奖励民间之事业。及课人民以各种负担。而策此等事业之遂行。”[20]范扬也如此评价西方法治主义：“此法治主义之思想，以尊重个人之权利自由为生命，本为十九世纪文明之产物，在今日社会国或文化国时代，以谋社会全体之利益为前提，关于个人主义之思想，已生重大之变革。第一，现代国家，其使命已不专在个人权利自由之保护，及权力行为之限制，而以开发社会文化，增进人民福利，为最重要之任务。其次，现代国家为顾全社会利益之计，对于个人之权利，已加以若干之限制，非复如旧时之自然法说，视个人权利为绝对不可侵矣。惟在今日，凡国家行为，应受法规拘束，个人权利，仍须尊重之一点，依然保持同一方针。”[21]
不仅学者的直接论述表明其立场，而且诸如对适当自由裁量的认可、对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肯定等等，都是这种立场在具体行政法问题上的反映。
5.行政组织和各部门行政法的研究占据相当重要地位。当时，多数行政法总论的著书中，行政组织内容往往占据相当的比例。例如，在白鹏飞、赵琛和范扬各自的《行政法总论》中，与其他同一层面的组成部分相比，“行政组织”部分的篇幅是最多的。另外，学者也非常注重具体的部门行政法之研究，认为“各论”部分是整个行政法学体系建构方面不可或缺的。通过赵琛和管欧的话，可以想见学者的心情：“顾国内关于此项书籍，尚鲜出版，而学术界对于此项书籍之需要则甚殷，余又何敢藏拙不与学者商榷耶。”[22]“关于行政法之著述坊间经售者颇少，而行政法各论尤不多观。”[23]
比照当时翻译过来的日本行政法学著书，[24]可以明显发现中国学者的承袭印记。不过，中国行政的近现代化转型是以行政组织的重构为开端的，而这种重构又主要建基于来自西方尤其是日本的行政法学理论。所以，重点介绍为国人所不熟知的行政组织以及相关的各部门法律，似乎当然地成为学者的责任。范扬在说明行政法学与行政学或政策学确有区别之后也认为，由于行政组织庞大复杂，为方便读者明了整个系统，不得不给予较大篇幅。[25]也许，作为后人来看，这种研究视点并非毫无继承的价值。因为，虽然行政法是法律一分支，但以法律的自治为名完全摈弃对法律以外因素的考虑，亦会落入形式主义法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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