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组织的“农民集体”
首先假定“集体——村”概念成立。如果类比全民所有制，这个虚构的“集体——村”就好比国家，全体村民的总和就好比国家公民全体，村委会就好比政府。正如全民所有实际上就是国家所有一样，在集体所有制下，单个的村民不仅不能主张所有权，一旦脱离该社区，他/她便丧失了对于集体财产的使用、收益的权利。有作者主张现在应该明确把村委会确立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而且在法律上也不无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
四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农民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7]我认为，村委会所有的提法是一种“方便的”提法，在逻辑上忽视了一个抽象的环节： “村民——村——村委会”中的“村”，这个逻辑就像“公民——国家——政府”一样。
集体所有权属于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与国有的区别在于“公”的范围和程度较次，因此不象国有制那样抽象和远离一己，而显得具体、贴己。但它本质上属于公有，因而这里尊崇“公共利益和特权”，张扬集体主义。集体经济是一种身份经济，成员权利依附于成员身份。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它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契约经济，而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特权经济。在这种假定之下，村民与这个集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按劳分配无可置疑地就是主导的分配原则。村是村民的劳动单位，劳动是村民的权利也是义务，村和村民之间存在权力——服从的关系。借用残缺所有权的提法，我们无妨说村很象是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抽象的村具有了实在性——外化形式为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成了一个实体，一个凌驾于村民之上的实体，像一个不具人形的领主，构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
根据这种假定，“外嫁女”反对被他者化便没有财产权的理由。现代老百姓借用“嫁出去的女是泼出去的水”，“舅舅不养外甥”的传统话语表述的意思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古代对妇女的歧视，它应该包含了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理解：出嫁妇女及其子女和该妇女原来所在村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关联，因此出嫁以后便不能对原来的村主张财产权利。
女子出嫁是否真的就“出局”了，是否就必须脱离原来的农业生产集体呢？这个问题可以放在计划的农业经济和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两种背景下来思考。
根据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解读，中国是乡土社会，其核心是“土”。在计划农业经济条件下，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劳动对象和命根子，是其得以存活和繁衍的唯一依靠，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控制，对农业经济实行统一计划的根本依据。农民极少具有流动性，这时集体不仅是一种劳动关系，也是一种身份和行动控制机制。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是谁呢？我认为是虚构的集体——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对为基础”。1988年修改的《
土地管理法》第
八条把农民集体所有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等同，就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观念的痕迹。从政治上说，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其实是代理国家行使的乡村治理权。个体的村民（队员）仅具有劳动的权利和按劳取酬的权利，而且劳动首先是一种义务，其次才是权利，就象国家工作人员工作首先是义务一样。
妇女外嫁它村同样得依靠土地存活，如何对待“外嫁女”呢？逻辑上有两种极端的处理方案和两种折衷的处理方案。极端的处理方案，一是在本村和嫁入的村都不参加生产分配，这样实际上剥夺了她们生存的资格；二是本村保留分配，嫁入的村也同样分配，这样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使“外嫁女”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两种极端的处理都是不公平的，因而不可取。折衷的处理方案，一是继续在本村参加劳动分配，在所嫁入的村不参加劳动分配；二是停止本村的劳动分配，改为在男方村劳动分配。那种方案更合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