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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日的交待——《送法下乡》自序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法学研究上,我也不关心被现行知识体制贴在各种材料或观点上的文化标签,不关心中外古今学者的“本质”或“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关心的是这些材料和观点——在我认真阅读之后——是否拓展了我对当代中国法律制度问题的理解,给了我新的启示(因此,我不能强求别人如何理解这些材料和观点)。我不会因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就仅仅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我也不会因为司法独立和专业化的概念来自西学,就忘记了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隐含的智慧。学术传统的认同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感受到的问题和你能否做出智识的回应。学术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实践。认同学术传统并不使人的智慧突然增加,相反真正的智慧是可以创造和改变学术传统的。
  四
  这些话其实很早就有人敦促我说。有家法学杂志曾提议以此为题举行学术讨论会并发专号,我觉得自己不配。也有一家报纸先是连续转载一系列主要是批评我的文字,并将这些报纸寄给我,且仅仅寄了这几期;大约见我无动于衷,后来干脆又主动表示约我写稿回应这些批评。我还是谢绝了。我怕为媒体也怕为批评者利用——弄不好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我还是躲远点好——好读我的书,做我的研究,写我的文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种争论其实没有太多意思。在给学生的一个答辩中,[3] 我就谈到,其实本土资源这个概念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提出来几乎带有一点偶然性;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回答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个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谁要是争本土资源的精确含义,那就是太没意思了(也是对我的最大误解)。一旦争论起来,这个本来仅仅是用在一定语境中表达一个观点的语词就有可能实体化了,变成一个独立在语境之外的什么“东西”了。结果大家都在为这个词打仗,结果就像刘欢的歌中唱的“几乎忘了——曾经不改变的初衷;几乎没了——与生俱来的真诚”(《报应》)。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又是实用主义!)。这种现象在哲学上就叫做异化:好像大家都在说这个词,实际上是这个词把大家都给说了。我能干这号子傻事?我们的老祖师爷孔子就懂这个道理了,因此他“不语乱、力、怪、神”,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为什么不论和不语?不是说孔先生就同意这些“东西”,而是他老人家精明。他知道,这种问题一旦论起来,由于没有一个确定的指涉,不但不会有什么结果(想一想,世界上有谁真正是被驳倒的?),而且会适得其反,你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乱力怪神就在人们心目中实体化了。人只有不说什么才能说些什么;人不可能在一切时候说一切的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不争论”。这些都是智慧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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