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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领导贫下中农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志青年，为何在革命成功后偏离建设社会公正的长远目标，不进行社会正义机制的建设？为何1949年以后的社会建设路径，不是采取革命后安抚天下的和平路径，而是继续以暴力强制社会为路径？这是本民族非常反常的“革命现象”，这甚至不是中国农民革命的真实水平。革命后以减低税赋等和平方式建设平安社会的革命者水准，在20世纪的堕落民族、怪哉民族俄罗斯传来的思潮影响下，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在21世纪，我们应当对农民革命的正当性进行确认，对本土革命和外力鼓动作出二分。
贫下中农是粮食提供者，他们也是暴力革命可动员的人力资源，但是对于文明社会来说，他们在社会分工链条中，实在就是普通劳务角色，甚至还不是粮食生产的社会组织者；他们和管理复杂社会的角色要求，远远不相称。他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纯朴然而往往奉行简单功利主义。他们日出劳作，放下镰刀就睡，对于粮食生产贡献巨大；在社会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中，贡献甚少。虽然20世纪革命前的“贫下中农”应当被寄于社会同情，但是贫下中农并不是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永动力。在革命成功后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们对一切号称为其争取利益的革命家的服从态度，妨碍了人类精神解放的过程。他们“有奶就是娘”，导致贫下中农及其后裔，往往不择手段追求功利，形成功利主义社会的基本面貌。20世纪中叶革命成功后，他们在完全可能不用武力而占有地主土地的情况下，仍然将富裕同胞从生理上消灭。他们不通过正当和平手段取得财产，严重的是敢于公然图财害命，让无辜有产者人财两空。作为龙的传人，在听闻到勤劳致富者被子弹打得肉体开花的历史故事的时候，我同样感到的难过和愤怒。20世纪前半叶的贫下中农令人同情，后半叶的贫下中农令人厌恶。他们采取的自然报复主义、社会复仇，是野蛮的标志。西洋人类早在2000余年前，就开始了终结野蛮报复主义的法律制度建设。法律从来就不是报复主义的产物，而是报复主义的替代。任何没有厘分“复仇”和“法律”关系的法律学说，仅仅表明学说提供者在法律观念上的混淆，甚至表明他是文明法律的门外汉。只有野蛮社会的律法家，才会在法律制度的解说过程中，植入“法律报复主义”、“法律复仇主义”。贫下中农奉行抢夺主义和报复主义，不是归顺法治主义的。
贫下中农的历史恶行，在20世纪后期开始得到报应――他们被拒绝在城市文明之外，他们的高度贫困和被严重束缚的处境，不全是“政府过错”，而是前人业障的显现，是自然神灵安排的“请君入瓮”。一个不存怜悯心的阶级，不要奢望后裔有好生活。贫下中农飞得再高，也仅仅是一只可怜的小鸟。新的生物科学的研究表明，基因是决定人的基本因素。新的历史观表明，人类的精神是推动文明前进的真正动力，一个缺乏反思、糟糕的精神构造，是一个坏的世界的根本原因。历史的进步发展，不仅仅是物体世界的变化过程，更是精神世界的不断更新、发育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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