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毕业的院校来看，这15位法学院校长中，曾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最多，占了4位，曾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也比较多，各自占了3位，而相应地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培养的法学院校“一把手”领导相对较少。
五、从学科领域上看：
在这15位法学院校长中，朱苏力、夏勇、徐显明、王晨光和李龙的专业是法理；曾宪义、何勤华、李昌道和霍存福的专业是法制史；龙宗智的专业是刑诉法；曾令良的专业是国际法；梁慧星、吴汉东的专业是民商法；陈明华的专业是
刑法；范健的专业是商法经济法。列举到此，我们就会发现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这15名法学院校长中出身法理学的占了5名，出身法制史的占了4名，而广义说来我们经常是把法理和法制史放在一起称为“理论法学”的，强调“史”“论”结合，这样在15名法学院校长中共计有9名法学院校长是出身于理论法学的，占了60%，尤其是北京的北大、人大、社科院、法大和清华等五所法学院校长全部都是研究法理法制史的（其中4位法理、1位法制史）！
这里就引起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出身法理法制史的学者占据了这么多的领导岗位？除了个人的管理能力，或许是因为理论法学者更重抽象，更重宏观，和政治领域接触更为密切，更有领导才能吧（这或许是笔者的臆断）。
谈到法理法制史等理论法学以及这些作为“院校长级别”的法学家们，笔者不由得想到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何为法学家？法理学家、法史学家是否等同于“法学家”？或者只有法理学家、法史学家才能称为“法学家”？一个学者在
刑法领域、民法领域、诉讼法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能否直接称为“法学家”呢，还是仅仅为“刑法学家”、“民法学家”或者“诉讼法学家”？
笔者认为，“法学家”这一称号的使用应该是慎重的，一个人能获得“家”的称号这应是非常神圣的事情。法理学和法史学不能代表法学的全部，尽管它是研究法学整体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法理学家、法史学家也并不必然就等于是“法学家”，“法学家”不是他们的专利。相反，如果一位学者在部门法领域内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当然是可以获得“法学家”这一美誉的。
那么何为光辉的成就、重大的学术影响呢？是不是一个人被评为法学正教授、研究员或者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之后就可以称为法学家了呢。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可以开玩笑地恭维某某为“法学家”或者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衡量一位法学者能否称为“法学家”，窃以为标准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