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这种社会，虽然大体上仍然是农业社会，大部分人仍然过着农业生活。但是，这种农业社会已与海关大开以前的农业社会截然不同。过去的农业社会是独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近代的中国农业则成了外国工业原料的提供者，过剩的商品的消费者，以及过剩资本的接收者，失去了独立性，也失去了自给自足性。农业之外，民族工商业虽然没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和农业一样，也是外国工商业的附庸，但它是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新成分，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因此，不但法派沈家本们所移植的西方立法与中国社会不完全切合，劳乃宣们所津津乐道的“农桑之国”之法，也不切合近代中国社会。
20世纪40年代，时执西南联合大学教鞭的蔡枢衡先生，曾经对晚清立法中的礼法之争做过一次比较深入的反省和批判。通过剖析新法，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最后，他认为，使旧律与新法对立的只有几个基本原则[27]。除此之外，若从另一方面观察，旧律和新法在形式上由单一体制变成五花八门的复杂体系。全部综合起来，新法对于旧律的内容，有抛弃了的地方，有增加了的成分，也有保留了的因子：婚姻制度，亲属关系，财产制度和国家制度都是保存而又更加复杂严密了的部分；关于私有财产社会的机能规律之部分，十九是新增的；抛弃了的都是些历史的渣滓，值不得保存的。所以中国变法只算是中国法律历史自己的发展，并没有弃旧律如敝屣，更不是张冠李戴。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社会自身保有浓重的农业社会色彩，新法仍然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
数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专制政治、道德世界。农业的社会生活之特征是和平而于人无争或不争。专制政治的法律是秘密，绝不容许民众知其然和所以然。结果成了司法者的裁判即是法律；裁判之外无法律，也无由知道裁判适用范围外的法律。道德世界的要义是自律。自律的标准是善良的风俗习惯。不自律或违反善良的风俗习惯的制裁是明詈暗骂，众人不齿，社会地位低下，驯至活动困难。20世纪中国的环境虽然围绕着近代的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中国社会自身对内却还保留有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用不着把个人作单位、把竞争作前提、把法治作理想的近代的现代的法律。换句话说：现实的中国社会并不十分需要现代中国所有的各种法律[28]。
法律上传统已经断裂，社会上传统我行我素，这就是近代的社会和法律。
【注释】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法学》副主编。
谭嗣同：《仁学》。
黄遵宪：《日本国志·
刑法志一》。
康有为：《上皇帝第六书》。
沈家本：《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37。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钦定大清刑律·奏疏》。
江庸：《五十年来中国之法制》。
《礼记·标题疏》
《礼记·礼运第九》。
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关于传统法律中的礼教内容，可参见《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瞿同祖文的引文；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韩非子·难三》。
《商君书·修权》。
《慎子》佚文。
《管子·七臣七主》。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7。
《荀子·劝学》。
《荀子·君道》。
《史记》卷107。
过去有些论者认为近代“权利”由日本传人，笔者认为是我国自创。参见拙作《话说“权利”》一文，载《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第1期。
1903年《直说》第2期，《权利篇》。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参见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第96页。
黄源盛：《大清新刑律礼法争议的历史及时代意义》，台湾《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
蔡先生归纳近代中国法律有11个特色：1、法律与道德分离；2、法文规定概括而抽象，
刑法规定尤其显著；3、司法、行政分立；4、法律和命令分立；5、成文法律优越于命令、风俗及习惯，
刑法且排斥命令、风俗及习惯的规范性；6、法律的成立必须经过一定的立法手续；7、废止体刑和流刑，以自由刑为中心；8、法律面前万人平等；9、在法律范围内各人有绝对自由；10、自由和权利的限制须以法律为根据，自由不得抛弃；11、法律体裁复杂，内容丰富。概括起来就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