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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之争，法派向礼派所下的就是这样的宣战书。原来旧社会有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之明训；而依新法律，父致子死亦属杀人罪。旧社会有三年毋改于父之道相劝勉；新法律则承认满二十岁人不必服从父母之监督与指挥。旧道德以男女行不同途，坐不同席为戒条；新法律则怂恿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旧习男女结婚，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法律则明白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旧俗以纳妾生子继祀为孝道；新法律则以一夫一妻为正，予夫妻双方以平等独占对方贞操之权利。旧社会鼓励妇女从一而终，认为失节重于饿死，结婚与“同偕到老”含义相同；新法律则允许寡妇出嫁及恋爱，并有离婚制度之树立。旧社会提倡女子治内，夫为妻纲；新法律则容许妇女参政、承认男女平等。旧社会重视君亲师友及士农工商之等级；新法律则认为人格者一律平等，职业地位悉无忝于人格之完全[25]。凡此种种，一句话，新法律与传统的礼法断裂。舶来的“权利”不但否定传统的礼法，而且取代了传统的礼法。“中国自有法，中国传统法为伦理法；西方自有法，西方文化为权利法”[26]。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法，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相遇、冲突，争论势所必然。反过来，没有冲突，没有争论，则不可理解。
（三）礼——法——近代中国社会
礼与法，或者说旧法（礼法）与新法，或如论者所云伦理法与权利法之争，如果穷根到底，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反映。对此，当时的礼教派首领劳乃宣就有一篇精彩的解说。按照他的见解，法律生于政体，政体生于礼教，礼教生于风俗，风俗生于生计。当时的世界，存在农桑、猎牧、工商三种生计，因而有家法、军法、商法三种类型的法律。农桑之国，人有定地，家有定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人听命与父兄，因而“一切法律皆以维持家法为重，家家之家治而一国之国治”，“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致天下太平。猎牧之国，“结队野处，逐水草而徙居”。因而“一切法律皆与兵法相表里”，合于用兵之道。工商之国“人不家食，群居于市”，因而“一切法律皆于商法相览表。凡所为尚平等重契约，权利义务相报酬、皆商家之性质”。“风俗者法律之母”，中国为农桑之国，欲以欧美工商之法治中国，抑独可行之无弊乎？
劳乃宣的上述见解，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移植西方法改造中国传统法之初，他就抓住法律与社会必须相适合这一关键，企图从社会内部去探求传统法与西方法相冲突的根源，确实是一种十分聪明之举。如果就一般论证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的认识基本上是科学的。
但是，他的认识也只能是“基本”科学，而不是完全的科学。因为，他所谈论的“农桑”社会，是秦汉到1840年的古代社会。而他所处的社会，本身正在转型，已经不是过去的完整的农桑社会，正是由于这种转型，所以传统法在变法修律以前，就已出现诸多的弊端，无法适应转型中的社会。身处转型社会，而要求适用转型前的法律，这就难免复古守旧之嫌。另外，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保留适应农业社会的传统法，这就意味着中国仍然拒绝工商社会，拒绝与世界同步发展，继续保留封闭孤立的农业社会。在海关大门已被打开六十多年后的20世纪初期，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管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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