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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资政院开议新刑律。宪政编查馆派杨度为特派员，到议场阐述新刑律的立法宗旨。杨度在议场发表演说，尖锐批评传统法律所依据的家族主义原理。认为，要使中国国家发达，法律就必须保护个人自由而采用西方的国家主义原理。杨度的演说，引起极大的反响，遭到以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反对。议场内外，就中国立法应循传统的家族主义原理，还是采用西方的国家主义原理，展开口头和书面的辩论。礼教派在口诛笔伐之外，还对杨度提起弹劾，劳乃宣不仅亲自撰文批驳杨度，而且邀集亲贵议员105人，向资政院提出《新刑律修正案》，动议修正宪政编查馆考核的《大清新刑律》。计修改、移改、复修、增纂维护宗法礼教条款十三条又二项。坚持保护家族中父子、夫妻、尊卑长幼的身分差别，维持他们之间的不同的法律地位。在新刑律原有的维护礼教的条款基础上，增加和加重卑幼对尊长、妻对夫的杀伤罪的范围和刑罚；减轻或免除尊长对卑幼、夫对妻的杀伤罪的范围和刑罚，全面保护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封建纲常名教。这一动议，经资政院法典股审查而被否定。因之，礼法双方在资政院议场讨论通过新刑律中，当议及子孙对尊长是否适用正当防卫和无夫和奸是否为罪条款时，爆发大争论，而致秩序大乱。最后，因双方观点无法调和，而以投票表决定其存弃。其结果，多数同意子孙对尊长可适用正当防卫，而予通过。无夫和奸则因多数同意有罪而修正原有无罪规定而通过。劳乃宣议案中的其他条款，则因资政院会期已过，新刑律没有全部议结而未议及。资政院闭会以后，清朝廷将已议和未议之全部条款略加修改，即以上谕颁布。但是，议场辩论虽然告终，礼法之争则仍未结束。礼教派对法派特别是沈家本提出弹劾，在一片“抗命之臣”、“离经叛道”的指责声中，沈家本被迫于宣统三年（1911年3月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之职）。
二、传统观念与外来观念的冲突
以上简要介绍了晚清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礼法之争。这是传统断裂所带来的中西文化和新旧思想观念，在立法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可以说成了中国法学的世纪话题。
（一）礼：法典化的纲常名教
什么是“礼”？“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10]。如果不能推翻这种推测的合理性，那么，“礼”就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礼之初，始诸饮食”[11]。“饮食男女”是人类生活、生产和生存的基础。对人类的“饮食男女”习惯加以规范，这就是早期中国人类的“礼”。“礼”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殷商甲骨文字中。它的象征是豆盘盛玉，祭祀祖先、上帝，以示诚敬。所以，《说文解字》解释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殷人“尊神”，认为只有这样的仪式，才能得到鬼神的赐福与保佑，赐给他们生活幸福，保佑他们的繁衍昌盛。神性的后面，包涵了人性的要求和希望。
西周末年，周公制礼，实质上是将这种规范人类“饮食男女”习惯的礼系统化、规范化，成为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为此，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高举“复礼”的旗帜，重新解读西周初年周公所定之“礼”，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就是儒家重新阐释的这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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