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沈家本聘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以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不违背中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宗旨，草定《大清新刑律草案》。为维护公民个人应有之权利，该法采用西方
刑法体例，分总则分则为二编，在相当程度上接纳了西方
刑法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人道主义等原则。该草案上奏清廷后，同样遭到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一致反对。张之洞先以该草案中对“内乱罪”不处惟一死刑，指责草案起草者庇护革命党。受到劝阻后，又以学部名义，对草案进行全面的批驳。他认为，“因伦制礼，准礼制刑”，这是中国法的传统。历世相传的“明以五刑以弼五教”，“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为“我国立法之本”。但是，草案所列各种条款，几乎都与这个根本相背。它不但违背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也违背男女有别、尊卑长幼之序。总这，他坚持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尊卑长幼的法律地位不应平等。认为法律如不维护这种等级差别，就是败坏礼教，不审国情。在他的带动下，守旧大臣群起而攻。1909年，清朝廷综合礼教派的意见，下达谕旨：“
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
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今寰海大通，国际每多交涉。故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只可采彼之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该大臣务本此意，以为修改宗旨，是为至要”[7]。将学部和部院督抚大臣的批驳意见，连同《大清新刑律草案》发交修订律馆和法部，本此“至要”之旨，加以修改。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沈家本和修订法律馆，只得按照这种修改宗旨，将草案中凡有关伦纪条款的处罚都予以加重一等，修改后送交法部。法部尚书廷杰，又以“中国名教必须永远奉行勿替者，不宜因此致令纲纪荡然”[8]为辞，在修改稿的正文后面加上《附则五条》，明确规定：“大清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以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并发冢犯奸各条，均有关于伦纪礼教，未便蔑弃”。中国人犯以上各罪，仍照旧律办法惩处。“危害乘舆、内乱、外患及对于尊亲属有犯”，死刑仍然执行斩刑。卑幼对尊亲属不能使用正当防卫之法。正文规范，为附则所否定。这次修改案，定名《修正刑律草案》。
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交由宪政编查馆考核。维时，候补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参议、考核专科总办劳乃宣，以修正案正文“有数条于父子之伦、长幼之序、男女之别有所妨”，背弃礼教；《附则》规定之适用中国人之旧律礼教条款为“本末倒置”，向宪政编查馆上《修正刑律草案说贴》，提议将“旧律有关伦纪礼教各条”，直接列入新刑律正文。并将其说贴遍示京外，广为散发。礼教派群起而攻，至新律几有根本推翻之势。沈家本“愤慨异常，独当其冲，著论痛驳”，撰《书劳提学新刑律草案说贴后》、《论杀死奸夫》等文，阐明法理，逐条批驳劳乃宣之说。宪政馆、法律馆诸人，以及日本人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亦助沈氏辞而辟之”[9]。双方就新刑律之具体条文，以文字互相辩难。考核者调和双方意见，核定后，将《修正刑律草案》更名《大清新刑律》，《附则》更名《暂行章程》，交资政院议员议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