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表明，英国采用ADR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在新的《民事诉讼规则》生效前后，民事案件开庭前实现和解或撤诉的比例有着明显差别，“即从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的50%提高到1999年11月至2000年12月的70%，而同期实际审理的比例则从33%降低到23%。对法律服务机构的调查也表明ADR实践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Lovells事务所中71%的诉讼律师承认，他们的客户现在把法律程序视为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12
　　（三）国外ADR成功实践的启迪
　　国外ADR的实践给我们的启迪是：1、在实现直接成本最小化的同时，错误成本与道德成本的最小化同样是有可能实现的。2、法院扮演的角色仍应定位在裁判者，身份的错乱，只会带来制度的混乱。　　
　　实现效益最大化，降低成本，是程序公正的应有之意。降低成本不仅仅是降低诉讼费用，缩短审理周期，还应减少错误成本和道德成本，避免司法信用和社会信用的危机，另外，程序利益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选择调解、诉讼还是和解，没有固定不变的分析公式。套用一句广告词“让我们做的更好”。是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每一种制度都有其优点和缺陷。无需否定调解在实现直接成本方面的价值，也无需回避调解的制度性缺陷，需要的是理性分析调解的各方面成本，以一颗平常心待之，而不是无原则的盲从和偏好，还需要思考的是在诉讼和调解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机制，而第三种机制是否能实现更高的整体效益。
　　
【注释】　　1、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Richard A. Posner ,copyright 1992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林毅夫校，《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文版译者序言第2页。
2、薛江武著，《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发表于法律图书馆网站。
3、同2。
4、Principles of Law, Michael D. Bayles,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迈克尔.D.贝勒斯著，张文显、宋金娜、朱卫国、黄文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5、26页。
5、傅蔚蔚、张旭良著，《论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改革》，发表于法律图书馆网站。
6、同4，第26、27页。
7、同4，第27页。
8、同4，第28页。
9、同4，第28页。
10、同4，第723页。
11、蔡从燕著，《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架构中的ADR》，发表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12、The Federal Courts Challenge and Reform，Richard.A.Posner,Copyright1999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理查德.A.波斯纳著，《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邓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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