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解中，法官放弃了裁判者的身份，而试图以模糊权利的界限的方式，弱化当事人的权利争执。当事人在调解中，无法完全地感到公正，即使看见了，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正义”，从而对通常所认为的正义代言人----法官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引发司法的信用危机。更严重地不仅仅是司法的信用危机，而是由司法信用危机引发的社会信用危机。假设通过判决，某一合同纠纷中被告应付的款项为10000元，但通过调解，赔偿额被降到8000元，那么被告就可由此预期，遵守合同的成本是10000元，违反合同的成本却可能通过调解降为8000元，那么作为一个理性人，他是选择遵守合同还是违反合同呢？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违反合同的成本低于遵守合同的成本，但是调解制度的存在，的确增加了成本控制失效的可能性。成本控制制度的失效，必然导致违约现象的大量增加，使得我国本已非常脆弱的信用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司法存在的意义，在于保证“权利的列车”有序地运行，在其出轨时，及时予以救济，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倘若司法使权利的运行轨道模糊化，公正就会成为海市蜃楼，那么公众就会失去对司法机关的应有信任，甚至认为遵守法律的成本过于高昂而拒绝按法定的行为模式行动。
　　三、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
　　（一）调解与诉讼的成本比较分析
　　经济分析学家指出，“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如果能达成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易，那么双方当事人就应该进行交易。”10根据这一原则，我们似乎应当然选地选择调解，而不是诉讼。那么，为什么诉讼仍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呢？主要原因在于诉讼具有更大的程序利益。即使程序对裁判结果没有发现实际的影响，其本身仍具有独立的利益。因为程序是公开非对称信息的渠道，是让正义为公众所“见”的窗口。所谓“毒树之果不可食”，就是指程序非法，由该不正当程序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正当的，因为它无法使公众对此结论信服，危及到了司法的信用和权威。试想一下，如果在开庭前一天，原告看到法官和被告在街上握手，那么无论法官如何公正地适用法律，不偏不倚地作出判决，也无法消除原告对法官的不信任、对判决公正性的质疑。在程序方面，诉讼与调解相比，更为严格，更为规范。诉讼的程序规范，保证其获得了更大的程序利益，降低了产生错误结论的机率，从另一方面，减少了错误成本和道德成本。因此，诉讼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因为它实现了调解无法实现的程序利益的最大化。
　　在直接成本方面，调解与诉讼相比，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诉讼无法克服其程序复杂、时间延迟、费用高昂等负面效应。在错误成本、道德成本和程序利益方面，调解也表面出明显的劣势。任何制度或方法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如何选择，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地判断它们之间的成本优势和劣势，并最大程度地在实现其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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