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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债权之移转，第五章债务之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如仅是损害赔偿，从给付形式上看似可“移转”，“承担”，对此各国民法典未作禁止规定，但不无疑问。对侵犯人身权的责任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重在对受害人人身的保护和对侵害人的制裁。如允许侵害人身权的债权可以转让，或者允许侵权人的债务转归他人承担，既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对侵权人也起不到制裁作用，并且还可能导致人身利益商品化。至于其他侵权责任形式，更不能适用债的“移转”、“承担”。
早在古代日耳曼法上，就对债与责任作了区分。日耳曼法上的债务（Schuld），属于法的当为（Rechtliches Sollen），而不含法的强制（Rechtliches Mussen）之观念〔41〕。当为而为，属合法行为。侵权行为是违法行为，属不当为。法律对这种不当的后果有强制力。可见侵权行为后果的实质是责任而不是债。
四、责任与债分离的必要性
近现代民法在概念上对责任与债作了区分，但根据萨维尼的理论，将责任包含在债的效力之中，民法典体系中没有责任的独立地位，因而缺乏健全的民事责任制度。现代民法实践已突破了债与责任的融合，责任为债务所包含的理论也需要打破，应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民事责任观念与制度。早有学者认为，债与责任二者可以分离，但多强调合的一面。有的学者说，二者以合一存在为原则〔42〕。有学者对此作了具体说明：财产责任与债相为结合，一般言之，并属无限财产责任，负有债务者，于不履行时，即应以其全部财产负其责任，有债务即有责任。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相伴而生，如影随身，难以分开〔43〕。有的学者将债务与责任的关系比作肉与皮的关系；“此一关系，就如同一个橘子，债务是肉，责任是皮，肉是用外皮保护，亦即债务为责任所包含，因有此肉与皮，此一橘子乃能为人所吃”〔44〕。
本文认为，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立法上，都有必要将责任从债中分离出来，并建立系统的民事责任制度。主要理由如下：理由之一，民事责任的性质与民事义务的性质不同，不能用同一概念（债）包涵。理由之二，事实上责任与债经常是分离的。强调债与责任合一，主要是指债务人以其财产为担保（责任）而言，从责任的法律强制力而言则大不相同。从法的强制力的保障角度看，有责任才能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实现债权；没有责任则债权债务失去了法律意义，但不能因此得出责任与债务不可分离的结论。事实上，民事权利义务基本上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平等自愿而产生，少量的是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的。通常当事人能自觉履行民事义务，因而不产生民事责任问题。即使发生了民事责任，一般也能自动承担。不履行民事义务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从总体上看，为数不多。从大量的事实看，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义务与作为权利保障的民事责任，没有必然联系。实际情况表明，债务与责任不是以合一为原则，而是以分离为常态。依传统民法观念，民事责任指债务人以其财产为担保，侵权责任是损害赔偿责任，据此认为债与责任合一，债的请求权同一性理论及立法体系，能自圆其说。从另一角度看，即从责任的强制性看，则难以自圆其说，因此需要打破这个传统观念，立法上则应冲破以此观念为基础建立的体系。理由之三，民事责任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和民事责任理论的发展，需要建立独立的民事责任制度。民事责任大量的是财产责任，赔偿损失是重要民事责任方式。但是，传统民法观念几乎把损害赔偿看作唯一的民事责任形式则有失偏颇。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书刊、报纸、杂志很多，而且有广播、电视、夜间摄影、计算机网络等多种渠道，都可能作为侵犯民事权利的手段。同时由于现代人们权利观念增强，对人身权的民事保护的要求提高，因而仅仅损害赔偿已远远不足以充分保护民事权利。过去不认为是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的，今天成为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过去没有过的责任形式也会应运而生。例如，法国民法典没有非财产损害的责任，德国民法典规定了非财产损害的责任，但没有侵害名誉权的责任规定。日本民法典明文规定：“对毁损他人名誉者，法院因受害人请求，可以命令代以损害赔偿或与损害赔偿一起实行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 第723条），“恢复名誉”现在已成为人们重视的一种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对侵犯荣誉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以及侵犯自由权、隐私权等，也需要明确规定民事责任。知识产权遭受侵害的情况容易发生，侵害的方式不断变化，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需要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形式。在物权关系、相邻关系方面，由于工业、交通、城市建筑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权利人受到侵害的情况更广泛更复杂，原有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已不能适应新情况，也需要规定相应的责任形式，以切实保护民事权益，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形式，是对民事责任立法的新发展，但需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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