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体系上和观念上将债与责任相混的原因之一，是将责任视为债的担保，责任与担保相混同。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学者将责任分为“人的责任”和“物的责任”。在古代民刑不分，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时，可能沦为债奴。债权人可将债务人当作奴隶使用或出卖给他人，甚至有权杀害债务人。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责任”才逐渐被废除，仅采取物的责任，即财产责任。对于责任与债合一，责任与担保混同的渊源，郑玉波先生有清晰的阐述。他指出，人格责任绝迹以后，财产责任中，特定财产责任发展为担保物权，一般财产责任却形成当然附随于其总债务之原则，因而债务与一般财产责任，乃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一般财产责任在观念上乃成为债权之效力或其作用之一部，因而认为两者无区别必要之思想，遂普遍发生。所以然者，盖现代民法上绝无人格的责任可言……而担保物权、保证等特殊的财产责任，已分别化为独立之制度，故今日所称责任，仅限于债务人之一般财产，而其一般财产，又为其总债务之担保（责任）……故现代法上，责任与债务之相伴，乃属常事，因而二者在观念上遂不免常相混淆〔27〕。
　　学者将责任与担保相混淆的观念起源于日耳曼法。在日耳曼法上，以责任对于债务的羁束状态，称为羁束（Binding, Band　Verbindlichkeit, Verstrickung），也就是债务的担保。部族法的法源中，所谓债务人对于自己的债务，自负责任的，为保证人（Fideinssor）。在中世纪法中，谓为自己保证（Selber Burge）。因此在日耳曼法中往往称责任为保证或担保（Gewahre）〔28〕。 随着社会进步与法律观念的发展，古代那种债权人的“攻击”权，“强制取得”权已被废除，现在仍将责任视为担保的观念与现代民法上担保的概念相距甚远。严格说，担保已超出了以国家强制力为特征的法律责任的范畴。这一观念更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而且与我国现代立法上严格区分义务与责任的通常体系不协调。
　　基于债务人以其财产为债务的担保负其责任的观念，责任与债务的担保被认为属同类性质的关系，因此早有德国学者主张将来立法时，有将责任关系予以独立，而与债法中之保证及物权法中之担保物权，一并制定责任法之必要。有学者认为债法总论中，应有债务法与责任法之分类〔29〕。我国台湾学者主张责任关系与债法中之保证及物权法中之担保物权，合并制定责任法，与债务法分别列章〔30〕。
　　本文认为，应当抛弃视责任为担保的传统观念，把握法律责任的本质特征，明确民事责任的涵义，才能建立科学的民事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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