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后，我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刑法理论工作者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冲破了过去人为设置的许多“禁区”，以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颁布为契机，刑法学研究逐步深入地开展，取得了较大成绩。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后改称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原有
刑法草案基础上加紧
刑法制定工作。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实施。建国后第一部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刑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刑法颁布的头两年，刑法学研究基本是围绕着学习、宣传、普及
刑法而进行，多是注释性的研究。1981年以后，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颁行了24个单行
刑法，对原有的
刑法条文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补充。随着一系列单列刑事法规的颁行，刑法学的新课题也逐渐增多。为加强、促进刑法学研究的系统、全面开展，1984年成立了刑法学研究会（系中国法学会的一个重要学术组织）系统、全面地研讨
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刑法学的宏观理论问题、惩治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问题、市场经济与刑法发展完善、刑法修修改的宏观和微观问题。1988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把
刑法修改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对
刑法修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经过15年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7年3月14 日一部修订后的刑法典问世了。
这一时期不仅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刑法学教材，而且密切联系刑事法制建设的需要，出版了数百部有理论深度的学术专著；不仅为普及全民的
刑法知识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就一些重大的
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如
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适用、犯罪概念、犯罪构成、
刑法因果关系、法人犯罪、共同犯罪、正当防卫、犯罪停顿形态、刑罚目的、
刑法观、死刑、反革命罪、经济犯罪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刑法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研究刑法学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和现代化，严重危害行为的不断出现，自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颁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颁布的一系列单行
刑法及各种有关经济、行政、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法律都设有刑事罚则，规定了一些经济犯罪，对
刑法的某些条文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经济犯罪的研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许多论著从宏观上论述了经济犯罪的概念、分类及在
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地位；论述
刑法对打击经济犯罪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与意义；探讨了当前经济犯罪的原因及治理对策。更多的论著是对若干突出的经济犯罪问题，如偷税抗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卖毒品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讨。在对经济犯罪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经济
刑法理论。这一时期的经济
刑法著述主要有：刘白笔、刘用生著的《经济刑法学》、杨敦先主编的《经济犯罪学》、夏吉先著《经济犯罪对策——经济
刑法原理》等。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多次将经济犯罪作为年会的中心议题，并出版多部论文集。
第二、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从近年来刑法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发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尽管从总体上就事论事的一般著述仍居多数，但从深层领域去探讨
刑法发展与完善且具有一定创建的论文与专著亦不在少数。不仅注重对现行
刑法的理论阐释，而且也加强了对
刑法史学的研究。蔡枢衡的《中国
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他潜心研究中国
刑法历史发展20年的结晶。它广采古史传说及考古学中的新资料，阐明了从神权到君权的变化，讲清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4种所有制和4个刑罚体系的更迭情况。周密主编的《中国
刑法史》（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着重研究了中国历史上3种（奴隶制、 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刑法制度和与之密切联系的诉讼制度。杨春洗等主编的《刑事政策论》、马克昌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学》和肖扬主编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是有关刑事政策的重要著述。陈兴良教授的哲学“三步曲”：《
刑法哲学》、《
刑法的人性基础》、《
刑法的价值构造》都是对
刑法哲理的思考。其中，《
刑法哲学》是以犯罪与
刑法以及罪刑关系为内容的学术专著，是“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跨越的一次尝试。赵秉志的《犯罪主体论》、张智辉的《刑事责任通论》、张明楷的《犯罪论原理》等都是
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