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份上，《
宪法)再“靓”也只好躲起来不见人了。
然而人们到处呼唤着《
宪法)：不仅在教科书、会议室里，而且在“放下筷子骂娘”之后；不仅作为学术概念“纸上谈兵”，而且变成改革的对象、策略、标语和口号——“依法治国”难道不是“
宪法至上”?一直在讨论设立的专事违宪审查的
宪法委员会，应当隶属全国人大还是人大常委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解释?
答案不在别处，却在(“政法笔记之一”讨论过的)权利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须知
宪法是权利话语部落中最“神圣”的一族。惟其神圣(“大写”)，由它规定(“赋予”)的各种权利与社会关系才得以统统颠倒、彻底扭曲了，从我们视野里消失，留下一行行权利的脚印。但是在中国，在法律本土化或“现代化”的进程里，《
宪法》除了示范、跟踪指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并随之不时调整方向外，还担负一项同样重要而更加敏感的任务。那就是充当不断高涨的法治化批判意识的“母法”。试想，除了(
宪法)，那批判意识还愿意跟谁学习走路、说话?换言之，它既是那接受批判的虚构法权关系的透明幻影，一袭只有“法盲”才看不见的透明“新衣”；同时又大力培育、精心驯养着自己批判者的批判意识，用权利话语“一二一”调教他的步伐、他的口号。《
宪法》其实一刻也不曾从我们中间、消失。不然“中国问题在哪儿”引出的反响，就不会是骂一声娘，“它没
宪法!”不会是把说这话的人打成“法盲”的无数银屏故事和高头讲章。
二OOO年五月于新伯利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