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如此宽泛无极，自身超脱文本的约束而约束君主、政府、政党、议会及一切国家权力的划分和运作
——宪法不啻一部社会政治生活、理想、感情和态度的“活”的制度。形成这“活
宪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这里无法一一讨论，但它“活”着的最显著的标志，无非是司法独立和公民拥有直接或间接的
宪法诉权。换言之，
宪法的“成熟”，它的权威和稳定，在于(相对君主、政府、政党、议会等)独立的司法审查和广泛的公民参与：通过“按原则进行的”诉讼(即违宪审查)，不断“宣布、适用我们社会的一些经久的价值”(毕科尔，《最不危险的部门》)。
宪法登陆中国，国情不同，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变化。限于篇幅，我们只说一九四九年以后。
变化首先来自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传统。遵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
宪法无意成为国家权力的真实或常态的规则与信条。相反，它是新宪政从立宪的政权那里领受的成文法上的认可和祝贺。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批国民党宪政时，早已一针见血：“世界上历来的宪政……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
宪法”(《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政权——列宁说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得并维护的“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考茨基》)——的真实或常态的运作、组织、划分和约束，另有——套位于<
宪法)信条之上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惯例。这就是由党内长期民主集中制培育、锻炼而成的政治伦理和组织纪律。因此，真正重大的、关系到国家权力的动静内外四个方面的政策和决定，包括“根据
宪法”立法修宪，照例是不用《
宪法》文本的事前支持的。事后的认可和祝贺，则视革命和建设总路线的需要，确定范畴和提法。例如一九九九年(
宪法)修正案，学者建言汹汹，从“理顺党政关系”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调研结束，却“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做出修改”(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依法治国，追认一九九七年新<
刑法)取消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修宪工作，实际由党中央成立的
宪法修改小组主持(《人民日报》海外版，二OOO年四月十四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