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良知自由与无效行政行为没有关联。首先，良知究竟是指什么，固难一时澄清，但本文倾向于认为其是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所具有的善良意志、义务意识和内心法则，是与他人取得某种一致（或者最低限度一致）之基础上形成的普遍道德法则。（注：对“良知”乃有着一定普遍性的道德法则的理解，受启发于何怀宏先生关于英文、德文、法文中良知一词的词义分析及其关于康德的良心论的介绍。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页3、6。）它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承认公民享有良知自由，亦即承认具有道德性之公民有权按照普遍法则明辨是非善恶。而一个相对独立的、有着内在法则的公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销政府的武断、专横。无效理论及相应制度之最终目的，不就在此吗？其次，无效行政行为的“重大、明显违法性”，是我们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提出的界定，但在具体场景中面对非法或者非正义行政行为的人，完全可能直觉地出于良知不予服从，而非诉诸对实定法的判断。再则，即便实定法作出最大努力，其也要在立法技术上保留“重大、明显违法行为”这一概括性条款来指定无效行政行为，（注：例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规定， “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该瑕疵按所考虑的一切情况明智判断属明显者，行政行为无效”。相比该条第 2款的列举规定，这是一个概括性条款。）其也可能因为成文法的局限而使得行政行为缺乏上位的、明确的实定法规则，对行政行为是否构成重大、明显违法，若不诉诸良知就可能无法辨明。在这里，对“法”应作广义之理解，尽管其绝大部分具备实定法意义，但不能排斥立法精神、普遍流行的公平正义感等。（注：这涉及到对行政法渊源的认识。例如，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15，202—203。）最后，在实定法明文列举哪些行为属于无效行政行为的国家，如德国，“违反善良风俗”标准的确定，（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97年）第44条第2款第6项规定，违反善良风俗之行政行为必然无效。参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页180。 ）也给予了公民行使良知自由的空间。（注：在德国，“善良风俗”（gute Sitten）是一个普遍适用于公法与私法领域的概念。虽然其不可能获得统一的定义，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善良风俗就其起源而言并非法律的秩序，而属于道德秩序，只不过法律将其从一般的道德秩序中裁剪下来、烙上法律的印记而已。而且，
宪法的基本价值对是否违反善良风俗的判断也有影响。作为一个非常宽泛、模糊的标准，其适用取决于具体的情形。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510—521。）因此，无论从制度设计之终极目的观察，还是站在制度操作的具体层面上，都应当承认良知自由的重大关联性。只是由于无效理论的实定法化程度较高，亦即判断行政行为无效与否的标准，较之判断法令是否符合
宪法价值秩序的标准，要明确得多，所以，容易使人忽略上述的关联意义。
3.由上可知，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的权利观念，若要形成法律意义的权利（及相关制度），需要经过系统的论证。毕竟，实定法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法律文字的工作，而是一个建构内在协调一致的权利义务体系的过程。无效理论亦是如此。实定法应当明确地吸纳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相对明确地规定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以及建构相关的制度安排。否则，无效理论依然只能是学者们的一种理念和理想，依然只能在纯粹学术层面上滞留而无法转化为实践，最终甚至可能不再具有发展的生命力。
